1974年5月，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病床上的陈明仁已经被癌症折磨得十分虚弱。这位曾经驰骋战场的将军，临终前牵挂的并不是自己的身后待遇，也不是子女的前途，而是一批多年以前被查抄的黄金和首饰。

他对夫人肖毅说，倘若有一天，那些属于前妻谢芳如的东西能够归还，必须物归原主，交给国家。这句话很短，却把陈明仁晚年的做人准则说得明明白白：公家的东西，不能占；亲属的事情，也不能拿自己的身份去谋方便。

陈明仁的一生，经历过北伐、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早年是国民党军队中的悍将，性格刚烈，带兵有一套自己的办法。1949年8月，他在长沙率部起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随后所部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仍由他担任司令员。

这一步并不轻松。对一名旧军队高级将领来说，放下原有的权力和身份，需要相当大的决断。陈明仁在致毛泽东、朱德的电报中表示，愿意服从新民主主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竭尽所能报效国家。

起义之后，他没有被简单地当作“过去的人”安排起来。1950年10月，第二十一兵团奉命参加广西剿匪，部队先后进入瑶山、桂西北、柳北等地作战。陈明仁逐渐用实际行动证明，起义不是一句表态，而是要在新的队伍中重新接受检验。

1952年，第二十一兵团部改组，承担荆江分洪工程建设任务。军事指挥员转入水利工程，并不是换个地方挂名，而是要面对堤坝、洪水和繁重施工。干部战士日夜奋战，陈明仁也在这段经历中完成了从旧军队将领到人民军队干部的进一步转变。

后来部队整编，他婉拒到上级机关任职，选择继续担任军长，率部前往广东湛江，承担守卫祖国南大门的任务。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陈明仁被授予上将军衔。对他而言，这个结果显然超出了起义时的预期。

当年长沙和平解放前后，他曾表示，只求能够解甲归田，安稳度日。谁能想到，人民军队不仅接纳了他，还让他继续带兵，并授予上将军衔。身份变化的背后，是对其起义贡献和后来表现的综合评价。

有意思的是，陈明仁并没有把这份信任变成家庭的“护身符”。解放后，他主动将南京的两栋别墅、醴陵的住房以及衡阳的一处房产交给国家。有人劝他给子女留些家产，他回答：“房子是劳动人民建造的，应当归还人民。”

话说得直。

他的子女和孙辈，也没有因为祖父是上将而获得特殊通道。1970年，孙子陈见北曾被人告知，只要陈明仁打个电话，参军的事情便有希望。陈明仁听后当即拒绝：“前途要靠自己走，歪门邪道不能干。”孩子只好回到学校继续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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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孙女陈缜生在贵州工作，看到不少人通过关系调动，便提出想回长沙照顾年迈的祖父。陈明仁没有顺势开口，而是劝她不要给组织添麻烦。贵州条件艰苦，他也没有把亲情变成调动工作的理由。

这种态度，并非晚年突然形成。陈明仁曾在自传中检讨自己过去的错误，承认曾因温情主义放走反革命分子，也承认对湘雅医院药品被贪污一事查处不力。他把这些问题写下来，不为粉饰，而是提醒自己不能再用旧习惯处理新的工作。

“人要走正道。”这是他反复告诫子孙的话。

1968年，陈明仁也受到冲击，长期保存的抗日大刀、战旗等物品被没收，前妻谢芳如留下的首饰和黄金同样被抄走。周恩来曾要求有关方面保障他的安全。多年后，这些物品是否能够归还，已经不是简单的家庭财产问题，而牵涉公私界限和历史处理。

病重期间，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十分关心陈明仁的治疗。陈明仁得知周恩来自己病情严重，却仍多次询问自己的病况，曾感动落泪。一个是曾经的黄埔师生关系，一个是新中国的国家领导人，这份关怀也让这名旧军队将领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1973年，病情稍有好转时，陈明仁在家人和医护人员陪同下到杭州游览，并前往岳飞墓。面对“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的对联，他想起民族兴亡，也想起自己走过的曲折道路。

遗憾的是，病势很快恶化。1974年5月21日，陈明仁在北京逝世，终年71岁。告别仪式上，他身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遗体覆盖军旗。宋希濂、杜聿明、郑洞国等旧日同僚前来吊唁，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送了花圈。

而那句关于黄金的嘱托，留在了他生命最后的时刻。对陈明仁来说，前妻的遗物不是可以留给后人的“家底”，更不能因为经历过特殊年代就据为己有。交还国家，是他为自己一生留下的最后一道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