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0月，北京一所医院里，粟裕躺在病床上，心包炎、胸膜炎和肺炎同时发作。这个久经战阵的老将已经年近古稀，身体承受着“三箭齐发”的折磨，精神也因外部局势而格外沉重。
李又兰前来探望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我国返回式卫星研制取得重大进展；坏消息则是，张爱萍刚刚复出，处境又陷入危险。
粟裕听完，沉默了很久。他清楚张爱萍的脾气，更知道这位老战友几十年来做事的分量。张爱萍讲话直，办事硬，不喜欢绕弯子，遇到原则问题宁可顶住压力，也不肯随声附和。
两个人的交情，早在华东战场上就已形成。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分别在新四军不同师部任职，后来又在华中地区并肩工作。一个沉稳谨慎，一个锋芒明显，性格并不相同，却都把军事问题和国家大事看得极重。
解放战争初期，粟裕主张在华中采取运动战，集中力量歼灭敌军；张爱萍则认为敌我悬殊，应该更多保存力量，坚持游击作战。两人争得很厉害，谁也不轻易让步。
后来张爱萍负伤赴苏联治疗，粟裕开始独立指挥华中作战，并取得苏中战役连续作战的胜利。张爱萍在国外看到战报，没有为自己的意见未被采用而介意，只说了一句：“我真为他高兴。”
这种关系，后来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粟裕担任总参谋长时，张爱萍是副总参谋长，两人常常争论，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但从不把工作分歧变成人身纠葛。张爱萍曾说，粟裕对他“很信任，很放手，也很讲原则”。
1958年，粟裕离开总参谋长岗位。那次谈话给张爱萍留下了很深的触动。回到家后，他只对李又兰说：“有变化了，和从前不一样了。”此后，他减少无谓应酬，把更多精力放到国防科研和军队建设上。
但在那个特殊年代，想置身事外并不容易。1967年，张爱萍被限制人身自由，生活和工作都受到严重影响。多年困顿之后，他的左腿又遭受粉碎性骨折，直到1972年才获准住院治疗，身体状况已经十分糟糕。
1975年，张爱萍重新出任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主任。此时，返回式卫星工程进展不顺，相关单位人心涣散，责任无人承担。张爱萍没有停留在机关听汇报，而是直接赶到科研生产一线。
他看到的情况，比想象中还要严重。部分单位干部怕担责任，遇到问题便推诿；一些关键工厂几乎陷入停顿，能够坚持上班的工人寥寥无几。面对这种局面，张爱萍没有讲空话，只指出问题的核心：“千条万条，我看就一条，恶人当道！”
整顿势必要触动既有利益，也会招来新的攻击。张爱萍一面顶住压力调整工作秩序，一面与科学家、工程人员反复研究技术方案。他对总设计师孙家栋说：“成功了，成绩是你们的；出了事，是我的。”
1975年11月26日，返回式卫星在酒泉发射成功。11月29日，卫星按计划返回地面。中国由此成为继苏联、美国之后，第三个掌握卫星返回技术的国家。
然而，任务成功并没有让张爱萍摆脱困境。相反，针对他的指责仍在继续。长期压力、旧伤和心脏疾病叠加，使他的身体迅速恶化。李又兰四处奔走，既要照料丈夫，也要设法寻找能够说得上话的老同志。
粟裕病中写下“虎落平阳被犬欺”几个字，随后托人转告李又兰：“去找宋老鬼，他能想办法。”这里的“老鬼”，指的是宋时轮。老同志私下这样称呼他，并非贬义，而是说他经验丰富，遇事有办法，处理复杂局面尤其老到。
宋时轮当时担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和张爱萍既是战友，也是多年朋友。他听完情况后，没有长篇议论，只对李又兰说：“接下来的事情，你们别操心了。”
随后，宋时轮让秘书协助准备材料，尽量把问题限定在工作层面，避免事态继续扩大。张爱萍性格刚硬，不愿随便在材料上签字，事情一度又卡住。关键时刻，陈锡联出面缓和局面，帮助他渡过了这一关。
叶剑英也及时给予保护。张爱萍住院期间，有人到医院继续施压，叶剑英随即要求积极治疗、精心护理，不准干扰医疗，也不许擅自把张爱萍带离医院。他还打电话安慰张爱萍：“你的讲话，我都看了，没有什么错误。沉住气，他们不敢怎么样。”
更让张爱萍意外的是聂荣臻的态度。两人合作多年，过去也有过分歧和误会。张爱萍处境最艰难时，聂荣臻却主动站出来说：“不是要揪后台吗？让他们来找我，我就是你的后台！”
这句话传到张爱萍耳中时，他已经病得很重。后来身体稍有恢复，他专程去看望聂荣臻。两位老将见面后紧紧相拥，许多话没有说出口。张爱萍曾把林则徐的诗句交给儿子保存：“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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