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北京西山，叶剑英与邓颖超即将见面。毛泽东逝世后，首都气氛异常凝重，表面的平静之下，许多老同志都在观察局势变化。邓颖超很少外出，这次却专程前来，显然不只是普通探望。
周恩来于1976年1月8日逝世，邓颖超长期住在中南海西花厅，承受着巨大的悲痛。毛泽东逝世后，政治局势更加复杂，她不能不考虑一个问题：党和国家今后会走向哪里，革命成果能否得到维护。
叶剑英住在西山，身份特殊，行动受到各方关注。他没有急于表态，也没有大张旗鼓地召集会议，而是采取了相当谨慎的办法。能够单独交谈的，就分别交换意见；情况尚未摸清的，就继续观察。
这种做法看似缓慢，实则是在争取主动。叶剑英很清楚，局势越是紧张，越不能让对手轻易察觉真实意图。公开场合必须慎言，私下接触则要分层次、分对象，既了解各方面态度，也避免消息过早扩散。
王震在这段时间里承担了重要的联络工作。他受叶剑英委托，先后与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老同志接触，也同一些军队和地方干部交换情况。王震办事干脆，熟悉军队系统，能够把听到的情况及时带回西山。
有一次，王震去看望邓小平。谈到叶剑英时，邓小平问得很细，关心叶帅是否经常同老同志见面，也关心外界的动向。此后，邓小平没有通过电话通知，便以外出走走为名，亲自前往叶剑英住处。
两位老战友见面后，没有多余寒暄，很快谈到形势。那时的会面，本身就需要谨慎安排。对他们而言，重要的不只是交换判断，更是确认彼此仍然保持联系，关键时刻能够相互支持。
陈云也曾通过王震传话，表示如果叶剑英和邓小平想见面，可以由他主动前往。陈云考虑问题一向重实际、看根本，他不愿让过多人员频繁往来，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注意。
邓颖超来到西山时，叶剑英已经明白她的来意。两人都是经历过革命风雨的老同志，对彼此的性格和处事方式十分熟悉。叶剑英没有绕圈子，而是直接表示，那些人根基不稳，成不了什么气候。
这句话并非轻率判断。叶剑英看到，对方虽然占据一些有利位置，但缺少广泛支持，也难以真正掌握军队和各级组织。更重要的是，许多老同志对局势已有警惕，只是需要一个合适的时机和能够承担责任的人站出来。
邓颖超听完后，仍有一层担忧。她提醒叶剑英，关键人物必须尽快明确态度。叶剑英随即告诉她，相关工作正在进行，那个人会在适当时候站出来。两人没有点明姓名，但彼此都明白所指是谁。
这场谈话的价值，不在于几句判断，而在于它反映出当时老同志之间形成的默契：不能乱，不能泄密，也不能错过时机。很多事情只能一对一商议，许多态度只能通过面对面的交谈来确认。
叶剑英并没有把联络范围局限在北京。许世友、韩先楚、杨得志等军队干部来京时，也曾同他交换情况。粟裕、宋时轮与他接触较多，谈话内容往往从部队情况入手，逐渐转到首都局势。
“部队有什么反映？”
“各方面都在观察。”
类似的简短问答，背后是对军心、政局和组织力量的综合判断。叶剑英还提醒一些熟悉的军队干部，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观念，但不能擅自行动，更不能制造混乱。
叶剑英的谨慎，与他早年的经历密切相关。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坚持南下，并曾发出改变行动方向的电报。时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获悉后，及时将重要情况报告给中央，使中央能够迅速作出北上的决定。
这件事后来被毛泽东高度评价。叶剑英在关键时刻既能识别危险，又能迅速采取行动，却不把自己置于风口浪尖，这种特点贯穿了他的革命经历。毛泽东所说的“吕端大事不糊涂”，说的正是这种沉着与担当。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叶剑英既做过军事参谋，也承担过统一战线、后方组织和地方政权建设等工作。他熟悉军队，又了解地方；能够参与宏观决策，也能处理具体事务。这使他在复杂局面中拥有较强的协调能力。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等采取果断措施，解决了那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的重大政治问题。10月7日，叶剑英在有关会议上讲话，强调责任更重、任务更艰巨，要求继承革命事业，继续完成摆在面前的工作。
这场变局没有靠个人声望完成，而是依靠老一辈革命家的共同判断、军队和组织力量的支持，以及关键时刻的果断行动。叶剑英所起的作用，正如陈云后来评价的那样，是一个共产党员在重大关头应当承担的责任。
1977年，叶剑英八十岁。家人原本想为他操办寿宴，他却认为不必铺张，只愿按平常方式度过。老战友和老部下仍陆续前来探望。那张写有祝寿诗的书桌前，摆放着的不只是诗句，也记录着一个革命家走过的漫长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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