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房门口那排蓝色塑料椅,凉得透心。

走廊顶上的白炽灯管有一根接触不良,隔几秒就闪一下,照得人脸上忽明忽暗。

我坐在最靠墙的位置,手里攥着一瓶没拧开的矿泉水,瓶身上全是手心渗出来的汗。

对面椅子上坐着闺蜜的婆婆,七十多岁的老太太,驼色毛衣袖口磨出了毛球,怀里抱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里面是早就备好的小被子小褥子,说是纯棉的,花了三百多块钱从镇上弹棉花的老张那儿定做的。

闺蜜的老公老周蹲在墙角,手机屏幕亮了又灭,灭了又亮,他在那儿划来划去,其实啥也没看进去。

走廊尽头手术室的门紧闭着,上面“手术中”三个红字刺眼。

护士推门出来过一次,喊“李红梅家属”,老周蹭地站起来,膝盖咔嗒响了一声。

护士说宫口开得慢,胎心有点不稳,让签字用催产素。

老周拿笔的手抖得厉害,名字写得歪歪扭扭。

老太太凑上去问是男是女,护士说现在看不了,老太太嘴里嘟囔了一句“肯定是小子”,又坐回去了。

我看了一眼手机,下午四点二十三分,李红梅进去已经六个小时。

这事得从半年前说起。

那天李红梅来我家,提了一兜子丑橘,超市打折,十块钱三斤,她挑了半天,个个皮皱巴巴的。

她一屁股坐我家沙发上,拖鞋没换,脚后跟的袜子破了个洞。

她说她要拼二胎。

我正给她倒水,水壶悬在半空,热水溅到手背上,烫得我一缩。

我说你今年三十九了,虚岁四十,你大闺女都上初二了,你拼什么二胎。

她把丑橘往茶几上一拍,说我就是眼红她,说我生了一个就再也怀不上,看她能怀心里不平衡。

这话像根针,扎得我半天没喘上气。

我跟李红梅认识二十年了。

当年在服装厂流水线上,她踩缝纫机我锁边,中午吃饭她总把自己饭盒里的红烧肉夹给我,说我太瘦。

后来她嫁了老周,老周跑货运,常年不在家,她一个人带闺女,还要伺候公婆。

前年她婆婆摔了一跤,胯骨骨折,住院花了四万多,新农合报了一半,剩下两万是老周跟车队预支了半年工钱。

李红梅那段时间白天在超市理货,晚上回来给婆婆擦身子,两个月瘦了十五斤。

这些事她从来不跟外人说,就跟我念叨过一回,说着说着自己笑了,说“谁家不是这么熬的”。

可这回不一样。

她拼二胎的理由,是婆婆在饭桌上说“老周家不能断了根”。

那天是中秋,老周难得在家,喝了半斤散装白酒,脸红脖子粗。

老太太把一盘炒鸡蛋推到李红梅面前,说“你大嫂生了俩闺女,你二嫂生了仨闺女,老周家到你们这辈,连个上坟烧纸的都没有”。

李红梅当时没吭声,低头扒饭,米粒噎在嗓子眼,咽不下去。

老周把酒杯一墩,说“那就再生一个”。

李红梅抬头看他,他躲开了。

我劝过她。

我说你血压高,上次体检医生就说了妊娠风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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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你大闺女马上中考,补习班一学期六千八,你拿什么养第二个。

我说老周一个月跑车挣七千,房贷三千五,婆婆的药钱每月固定一千二,你超市工资两千八,账算不过来。

李红梅把丑橘皮剥了一桌子,指甲缝里全是黄汁,她说“你别说了,我心意已定”。

然后她站起来,把我给她倒的那杯水碰洒了,水顺着茶几流到地板上,她没擦,拎起包走了。

走到门口回头看我一眼,说“你就是见不得我好”。

之后半年她再没主动联系我。

朋友圈倒是发得勤,全是孕检单、B超图、婴儿衣服。

有一回半夜两点她发了一条,说“腰疼得睡不着”,配图是天花板。

我盯着那条朋友圈看了很久,打了三行字又删了,最后退出来,没点赞。

产房的门又开了,这次出来的是主治医生,口罩拉到下巴,额头上全是汗。

她扫了一圈走廊,问“李红梅家属在哪儿”。

老周跑过去,老太太抱着蛇皮袋也跟上去。

医生说产妇宫缩乏力,胎心掉到九十了,建议转剖腹产,但是——她顿了一下,说产妇本人不同意,说她要顺产,说顺产的孩子聪明。

医生看了一眼老周,说你们家属劝劝,再拖下去大人孩子都有危险。

老周愣住了。

老太太先开了口,说“那就剖呗,听医生的”。

老周回头看了他妈一眼,嘴张了张,没出声。

我站起来走过去,说我是她朋友,我能进去跟她说两句吗。

医生犹豫了一下,侧身让我进了产房走廊。

李红梅躺在产床上,头发全湿透了,贴在脸上,像刚从水里捞出来。

她看见我,眼睛瞪了一下,然后别过头去。

我站在床边,没坐下。

监护仪滴滴滴响,屏幕上两条线上下起伏。

我说“你大闺女还在家等你回去给她做晚饭”。

她肩膀动了一下。

我说“你婆婆那两万块钱住院费到现在没还清,你再生一个,拿什么养”。

她手指攥紧了床单,指节发白。

我说“你骂我眼红你,行,我眼红你什么,眼红你四十岁拿命换一个不知道男女的孩子”。

她突然转过头,眼睛红得像要滴血。

她说“你走吧”。

声音哑得几乎听不见。

我说“你剖不剖”。

她说“不剖”。

我说“好”。

我转身往外走,走到帘子那儿停住了,没回头,说“李红梅,你闺女上次期中考试全班第三,家长会你没去,老师问我你妈呢,你闺女说你住院了”。

帘子后面没声音。

我掀开帘子出去,后背全是汗。

走廊里老太太在抹眼泪,蛇皮袋放在脚边,拉链没拉,露出里面叠得整整齐齐的小衣服,粉色蓝色都有。

老周蹲在地上,两只手抱住后脑勺,肩膀一抽一抽的。

我走过去跟医生说“剖吧,家属同意”。

医生让老周签字,老周签了。

签完他抬头看我,眼眶是红的,说“姐,我是不是特没用”。

我没接话,从兜里掏出手机,给李红梅大闺女打了个电话,说“你妈没事,一会儿就出来,你先把冰箱里那袋速冻饺子煮了吃”。

手术室的灯灭了。

门推开,先出来的是护士,怀里抱着一个襁褓,小得像个热水瓶。

老太太蹭地站起来冲过去,问“男孩女孩”。

护士说“男孩,五斤二两,送新生儿科观察”。

老太太愣在那儿,脸上的表情说不清道不明。

老周没动,还蹲在地上,头都没抬。

我走过去看那个孩子,脸皱巴巴的,嘴唇发紫,鼻子上插着氧气管,眼睛紧闭。

李红梅被推出来的时候人是清醒的,脸色灰白,嘴唇干裂起皮。

她看见我,嘴角动了一下。

我凑过去,听见她说“是个男孩”。

声音轻得像喘气。

我说“嗯”。

她说“你帮我看看,他手指头全不全”。

我转头看了一眼护士怀里那个襁褓,说“全,十个”。

她闭上眼睛,眼角有泪,没流下来。

老周终于站起来,走到推床边,伸手握住李红梅的手。

李红梅没睁眼,手也没回握。

老太太凑过来看孙子,嘴里念叨着“像老周,鼻子像”。

护士推着孩子往新生儿科走,老太太跟在后面,脚步利索了不少。

走廊里就剩我跟老周还有李红梅。

老周说“姐,今天多亏你”。

我说“不用谢我”。

李红梅睁开眼,看着我,嘴唇翕动了两下。

我弯下腰,听见她说“你说的对”。

我说“你歇着吧”。

她抓住我的手腕,指甲掐进肉里,说“那两万块钱,我婆婆住院的钱,其实是我找我妈借的,老周不知道”。

我说“我知道”。

她愣了一下,手松开了。

我说“你妈上个月来找过我,让我别告诉你,说怕你月子里着急”。

李红梅的眼泪终于流下来了,顺着太阳穴淌到耳朵里。

我拿纸巾给她擦,纸巾刚碰到脸就湿透了。

老周在旁边站着,手还握着李红梅的手,眼睛看着地面,嘴唇抿成一条线。

我说“你好好养着,我明天给你熬小米粥”。

李红梅点点头,眼泪流得更凶。

护士过来推她回病房,走到走廊拐角,她突然说“等等”。

护士停下来。

李红梅转过脸看我,说“你那个,我上次说的那些话,你别往心里去”。

我说“早忘了”。

她说“你骗人”。

我说“那你还问”。

她笑了一下,比哭还难看。

推车拐进病房,门关上了。

走廊里只剩下我一个人。

白炽灯管还在闪,我把那瓶没拧开的矿泉水放在椅子上,水珠顺着瓶身往下淌,在蓝色塑料椅面上洇出一小片水渍。

隔壁产房传出婴儿的哭声,又尖又响。

我掏出手机,看到李红梅大闺女发来一条微信,说“姨,饺子煮好了,我给我妈留了一碗”。

我回了个“好”。

又打了一行字:“你妈明天回来,你把她拖鞋找出来。 ”发完我把手机揣兜里,往医院大门走。

外面天已经黑透了,路灯黄蒙蒙的。

医院门口卖烤红薯的老头正要收摊,铁皮炉子上还剩两个小的,皮烤得焦黑。

我走过去,五块钱买了俩,揣在手里烫得慌。

剥开一个,咬了一口,甜得发苦。

老头说“最后俩了,算你四块”。

我把剩下的一块钱硬币塞回兜里,硬币上沾着红薯的糖汁,黏糊糊的。

手机震了一下,李红梅大闺女又发来一条,说“姨,我爸刚才给我打电话了,他哭了”。

我没回,把手机锁屏。

红薯吃了一半,剩下的扔进了路边的垃圾桶。

铁皮桶上贴着“可回收”,里面全是烤红薯皮和竹签子。

风从北边吹过来,带着一股子烧煤的烟味。

我裹紧了外套,往家走。

路过李红梅家楼下,抬头看了一眼,她家阳台晾着几件小衣服,粉的蓝的,在风里晃来晃去。

五楼的灯亮着,她婆婆的影子映在窗帘上,在厨房里忙活。

我站了一会儿,风灌进脖子里,凉飕飕的。

兜里手机又响了。

是我老公打来的,问我咋还不回家。

我说在路上。

他说饭凉了。

我说你们先吃。

挂了电话,我把手插进兜里,摸到那个沾了糖汁的硬币,抠了半天没抠下来。

走到小区门口,保安老赵正在岗亭里听收音机,放的黄梅戏,咿咿呀呀的。

他看见我,探出头来,说“李红梅生了没”。

我说“生了,男孩”。

老赵啧了一声,说“这可不容易,四十了吧”。

我说“三十九”。

老赵摇摇头,缩回岗亭里,收音机音量调大了。

我上楼的时候,腿有点软。

掏钥匙开门,手还在抖。

门推开,客厅灯亮着,老公在沙发上看手机,抬头看我一眼,说“回来了”。

我说“嗯”。

他问“生了? ”我说“男孩”。

他哦了一声,继续看手机。

我换了鞋,去厨房把凉了的菜热上,锅铲碰到铁锅,叮当响。

窗外不知道谁家在放电视,新闻联播的片头曲隐隐约约传过来。

我站在灶台前,盯着锅里冒的热气,突然想起二十年前在服装厂,李红梅第一次把红烧肉夹给我的那天。

那天她也笑了,眼睛弯弯的,说“你太瘦了,多吃点”。

我把火关小,靠在灶台边,没哭。

就是鼻子酸,酸得厉害。

菜热好了,我端上桌,给自己盛了碗米饭。

老公夹了一筷子,说“咸了”。

我说“凑合吃”。

他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

电视机开着,放的是本地新闻,头条是某小区物业纠纷。

我一口一口扒饭,米粒在嘴里嚼了半天咽不下去。

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李红梅大闺女发来的第三条微信,就一句话:“姨,我妈说你是她这辈子最好的朋友。 ”我盯着这句话看了很久,看到屏幕自动暗下去。

我拿筷子戳了戳碗里的米饭,把这句话读了三遍。

然后我锁屏,把手机翻扣在桌上,继续吃饭。

晚上十一点,我洗完碗,站在阳台上。

对面五楼那扇窗还亮着灯。

我看了很久,直到那盏灯灭了。

风从北边过来,带着深秋的凉意。

我把晾在外面的衣服收进来,衣架碰着防盗网,叮叮响。

回屋的时候,老公已经睡了,呼噜打得响。

我轻手轻脚躺下,关了床头灯。

黑暗里,我睁着眼。

脑子里全是李红梅躺产床上那张灰白的脸,还有她抓着我说“你说的对”时候的眼神。

我翻了个身,枕头底下压着那个沾糖汁的硬币,硌得慌。

我把它摸出来,攥在手心里。

硬币已经干了,硬邦邦的,边缘有一圈齿。

有些路是自己选的,跪着走完不算本事,走完之后还能抬头看路,才算。

把硬币扔进床头柜抽屉里,啪嗒一声。

我闭上眼睛,外面不知道谁家的狗在叫,一声接一声,叫累了就不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