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6月24日上午，大别山北麓，一名32岁的新四军高级将领被押到刑场。高敬亭没有死在日军炮火下，也没有倒在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中，而是死于自己同志执行的枪决。这个结局，放在当时的战争环境里，格外沉重。
高敬亭1907年出生于河南省新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母亲早逝，家里无力供他继续读书，他只得回乡务农。少年时期接触到革命宣传后，他逐渐走上武装斗争道路。1928年参加革命，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凭借组织能力和坚韧性格，很快成长为鄂豫皖根据地的重要干部。
真正让高敬亭名震大别山的，是1932年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之后的选择。当时根据地形势急转直下，敌军大举进攻，留下来意味着兵力不足、粮食匮乏，更意味着随时可能被围歼。
高敬亭没有随主力西进，而是率部坚持在大别山活动。后来，他参与重建红二十五军，并在1935年重新组建红二十八军，带领一千四百余人穿行于山岭之间。敌军兵力远胜于己，他却利用地形和群众基础，采取分散游击、突然袭击、快速转移的办法，多次保存了部队。
那几年，大别山的红军没有固定后方，也没有稳定补给。部队缺枪少弹，伤员难以安置，干部和战士随时可能牺牲。高敬亭能在这种条件下坚持多年，说明他确实有很强的指挥才干。国民党军队曾悬赏捉拿他，却始终难以得手。
抗日战争爆发后，形势发生变化。高敬亭主动寻求与国民党地方军队停战谈判，红二十八军随后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对他而言，这是从长期游击状态转入正规抗战的重要一步；对新四军而言，大别山部队也是一支久经战火的老部队。
有意思的是，改编之后，高敬亭仍然保留着长期游击战争形成的强烈自主意识。1938年9月3日，第四支队在棋盘岭伏击日军运输车队，取得较大战果，部队声望随之提高。战斗胜利本是好事，却也让原有的矛盾更加突出。
新四军军部要求第四支队向东发展，进入皖东、皖中地区，扩大抗日根据地。高敬亭却担心部队离开大别山后遭受损失，尤其不愿把多年保存下来的老骨干部队投入陌生战场。他还排斥部分外来干部，对扩充新兵也比较谨慎。用今天的话说，他更相信自己带出来的人和熟悉的山地。
张云逸曾奉命到江北做协调工作，叶挺也亲自向高敬亭说明东进任务的重要性。干部会议上，高敬亭曾表示接受安排，可会后又通过写信、下指示等方式让部队放慢甚至停止行动。有人劝他：“军部的命令不能只在会上答应。”高敬亭却认为，贸然东进可能把部队带进险境。
问题并不止于行动迟缓。第四支队内部还出现了干部关系紧张、纪律执行不严等情况。1939年，七团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叛变投敌，虽然没有证据表明高敬亭参与其中，但这起事件使军部对第四支队的管理状况更加警惕。高敬亭与军部之间的矛盾，也由工作分歧逐渐变成了严重的组织冲突。
需要说明的是，高敬亭被处死，并不是因为一次普通的违令，而是多种矛盾叠加后的结果：长期独立作战形成的个人权威，改编后难以适应统一指挥，排斥外来干部，以及对东进命令的反复抵制。项英等新四军领导人认为，这已经影响到部队统一和抗战部署，主张采取严厉措施。
但中共中央最初并没有直接批准枪决。中央方面曾提出“采取过渡办法”，强调加强教育、改造和组织工作，意思是先解决问题，而不是立即把人处死。遗憾的是，在前线紧张局势和内部斗争压力下，处理方式逐渐走向极端。
1939年6月21日至23日，相关会议连续召开。6月24日上午8时，高敬亭被执行枪决，年仅32岁。国民党方面得知后，曾以“奉委座电令”的方式表示同意处决，这一态度反过来说明，高敬亭之死也被复杂的政治环境所裹挟。
高敬亭有功，也有严重错误。大别山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是他军事生涯中最有分量的功绩；拒不执行统一部署、形成个人中心，则是后来冲突激化的重要原因。功过并存并不难判断，真正引发争议的，是对他的错误是否必须采用死刑。
1975年，毛泽东批示重新审查高敬亭问题。经过复查，相关部门认定原处理存在错误。197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为高敬亭平反，恢复名誉。这份迟到的结论，也使那场发生在大别山的枪声，留下了远比一纸处分更复杂的历史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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