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主张西方伪史或西史辩伪者，往往被冠以“民科”，被扣上各种帽子，以此来说明西方伪史或西史辩伪不可信，背后想表达的是西史可信。
问题在于：既然以“民科”否定西史辩伪，那么“官科”如何看待西史呢？其实，早有部分“官科”质疑西方历史，可惜鲜为人知罢了，接下来就谈其中两例。
其一，耕犁起源问题
对于农耕来说，耕犁极为重要，那么耕犁起源于何处呢？如今，学术界有两种答案。
一则，所谓“国际公认”，其实就是西方论断，最早的犁耕证据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大约5500年前，大约5000年时传到中国。
一则，中国独立起源，由耒耜（lěi sì）一步步演变而来，大致经历了“石器-铜器-铁器”的完整过程。距今约5000—5500年，中国浙江、河北都发现过三角形石犁。下图，良渚文明的分体石犁。
问题在于：中国耕犁独立起源，理由基于实物考古发现，兼有耒耜相关文献记载，那么苏美尔或古埃及有何证据呢？
中山大学历史系学者孔令平，在“犁耕起源问题的再研究”中，比较含蓄的指出：“虽然西方学者对欧洲犁耕起源的日期，也得出在公元前四千年代后期，即距今5千多年前。其论证方法很有新意，但至今尚未发现石犁铧（或木犁铧）的直接证据，所以总不能令人十分信服。”
既然西方学者没有发现犁的直接证据，那么为何说西方的犁年代久远，甚至是犁的起源呢？这就是孔令平认为“其论证方法很有新意”的原因，因为“西方的研究方法，首先是寻找犁耕的痕迹”，比如“在古墓底发现交叉垄沟痕迹”，西方学者就此论断当时已有耕犁。
但孔令平认为“即使这些翻土痕迹确实是史前时期，也可能是锄或锹翻的”，或其他什么原因造成的，并不能证明是犁耕出的。更重要的是，孔令平直言“我们也没有亲眼见过这样的遗迹”，究竟如何只能听西方学者说。
正因如此，孔令平认为“听起来似乎有理，但总不能令人十分信服”，说的比较含蓄，但显然是质疑的语气。
其二，小麦起源问题
关于小麦起源，目前国际主流是“近东起源论”，而中国的小麦自然被认为“从西亚传来”。
美国学者费正清断言：中国人使用的铁器、战车、马匹、麦子、家畜和象形文字，全都是“从近东经由中亚路线传入的”；英国凯瑟温认为在所有的栽培谷物中，只有谷子才是“由中国人自己独立发现的”；日本学者蓧田统声称中国小麦是张骞出西域之后才传入的。
除了西方学者，中国不少学者也主张小麦西来，断言小麦不可能在中国独立起源，至今仍是如此。
问题在于：既然西方学者认为小麦源于近东万年之前，可不可信呢？
陕西省社科院学者陈恩志，在论文《中国六倍体普通小麦独立起源》中，对此就有不少明确的驳斥和质疑，该论文中揭示了很多西方考古研究的问题，本文限于篇幅，仅谈以下三点。
首先，西方考古挖掘破坏地层，导致无法形成正确考古序列，最终编年系统矛盾，甚至“形不成任何一个像样的考古学文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结论就缺乏确切证据而难以让人相信。下图，中国考古地层，序列非常清晰。
比如，南伊朗布什·摩德赫和阿里·库什期地层中，发现一粒小麦和二粒小麦，却被西方学者断定为“一万年前的家培品种”。但实际上，该地层不超过9500年，而且这些小麦是否家培没有确证。此外，这些小麦与灯芯草混在一起，极有可能是收割牧草时混入的。
但中外很多学者却引用这一观点，作为小麦源于近东、和中国小麦西来的重要论据之一。
其次，在近东遗址中，一粒小麦和二粒小麦在不少遗址中皆有出土，“但是没有一份发掘报告可以提供确凿的事实”，证明已经出现六倍体普通小麦和六棱大麦家培品种。可惜的是，直至今天，很多学者依然不假思索的照抄西方论断。
同时，论文指出“其实，人们只要通过排比极少数较为严肃的论著中提供的事实，便可发现至少在西亚不含陶器的大多数遗址和地层中，都很难看出确实有了谷物种植业发生。”考古显示，西亚最早的陶器出现于距今8900年，即8900年前看不出存在真正的农业。
甚至，在上美索不达米亚，被称为“世界第一农业公社”的耶莫遗址前陶文化层（约公元前7000年初至前6100年）中，出土的一粒小麦和二粒小麦仍“接近野生品种”。距今8100年后，考古也只获得一粒小麦和二棱有桴大麦，“根本不见有栽培的普通小麦品种”。
第三，西方对西亚新石器时代的论述，“许多重要遗址的地层年代数据和出土遗物性质，经常是被用极度夸张的小说语言来加以描述的。”
比如，刚从狩猎临时营地转为定居的无陶村落，以及他们粗糙的磨制石器，却被西方学者用“城镇”、“庭院”、“砖面屋”、“水磨石地板”等来表述，于是西方历史瞬间高大上，先进的不得了。
又如，被西方定性为镰刀的农具，其实就是木把和细石，于是西方学者表述为“用木把，以沥青粘住细石而成”，但用沥青黏住木把和细石真能收割小麦？
总之，小麦起源问题，本文不做判断，有兴趣的可读《中国六倍体普通小麦独立起源》，但这篇论文却揭示了西方很多考古研究不可信。但可惜的是，中国很多学者往往不假思索引用或照搬西方论断，却没有思考西方论断的可不可信。
最后，关于本文话题，还有两点值得一谈：
首先，上述两篇论文揭示的问题，其实在西方历史叙事中普遍存在，比如对苏美尔的描述，笔者记得有专门的法庭、法官、各种专业工人等，职业与近代几乎一样；还有车辆、青铜技术、冶铁技术等的起源论证，西方学者的方法也很难让人信服，缺少确凿的证据。
其次，中国官科学者不是没有质疑西方历史，一则数量的确较少，更多的学者照搬西方，或者更多的学者不敢轻易质疑西方观点；一则舆论影响力的确不足，因为更多学者盲信西方，兼之很多媒体都在宣传“西来说”，于是官科质疑西方历史的论文鲜有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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