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8月2日清晨，山东汶上至梁山一线，日军一个由兖州方向调来的部队沿公路推进。带队的日军指挥官原以为，前方不过是零散的游击队，几轮炮火便能驱散。没想到，他们刚离开县城不久，就踏进了八路军一一五师精心布置的伏击圈。
这场战斗后来被称为梁山战斗，也称梁山歼灭战。它的规模并非抗战时期最大，却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意义：八路军在鲁西平原上，用相对劣势的装备，歼灭了日军一个大队，缴获了火炮和大量枪械。
真正让日军感到棘手的，并不是某一处阵地有多坚固，而是他们逐渐发现，山东的战场规则已经变了。
当时，日军控制着铁路、县城和主要交通线，表面上占据很大优势。可是县城之外，村庄、河道、青纱帐和田间小路，都可能成为八路军的依托。日军能够守住城墙，却很难把兵力铺到每一片野地。
一一五师进入山东后，面对的正是这样的局面。这里不像晋察冀山区那样便于依托山地作战，大片平原看起来无险可守。有人担心，部队一旦离开村庄和群众掩护，就很难与装备精良的日军正面交手。
梁山战斗改变的，恰恰是这种认识。
日军此次出动六百余人，配有步兵炮、七十五毫米山炮、轻重机枪和掷弹筒。部队携带的补给并不充分，显然抱着速战速决的想法。指挥官判断，八路军主力就在梁山附近，只要沿公路追击，便能迫使对方仓促应战。
八路军没有急着亮出全部兵力。
特务营一部在靳口渡口附近有意暴露行踪，边打边退，还留下破损枪械，制造主力撤离的假象。日军看到这些痕迹后，果然加快追击速度。对他们来说，这似乎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有意思的是，日军越是相信八路军“兵力不足”，就越容易忽略周围的变化。
梁山西侧，地方群众连夜协助挖掘战壕，构成彼此连通的防御地带。八路军把主力隐蔽在村庄、土岗和青纱帐之间，重机枪没有摆在显眼位置，而是等日军进入近距离后突然开火。
这种部署并不华丽，却很实用。平原没有天然屏障，便用战壕、村落和群众构成新的屏障；没有足够的大炮，便把火力集中到关键位置，争取在近战中抵消装备差距。
8月2日上午，日军进入梁山附近伏击地域。八路军骑兵和步兵先行开火，随后多处机枪阵地同时射击。日军起初仍认为遇到的是普通游击队，直到轻重机枪的连续射击压住了他们的队形，才意识到对手并非一支临时拼凑的地方武装。
“这不是一般的游击队。”战场上的判断一旦迟了，代价往往很重。
日军试图依靠炮火突围，但道路两侧均有八路军袭击，部队难以展开。八路军也没有一味硬顶，而是利用地形不断调整阵地，把日军压缩在有限区域内。几个小时激战后，日军转移到梁山脚下的独山村，试图依靠高地稳住局势。
独山高地成为双方争夺的关键。
夜间，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六团第一营、第三营发动攻击，夺取了高地。日军很快组织反击，依靠火炮和机枪连续冲锋。高地上的八路军缺少重武器，伤亡不断增加，弹药也逐渐不足。
战斗打到紧要处，阵地上只剩下几十名战士。子弹打光了，有人端起刺刀，有人搬起石块，仍然守在阵地边缘。这里没有夸张的传奇色彩，只有最直接的战场选择：退一步，日军就可能重新控制高地；守住，主力便有机会完成合围。
日军先后发动多次反击，最终仍未能夺回独山高地。八路军增援部队赶到后，从侧翼加入战斗，日军的攻势被彻底打乱。8月3日清晨，八路军集中轻重机枪和掷弹筒发起攻击，残余日军被分割包围。
战斗结束后，除少数日伪军逃脱外，日军大部被歼。日军指挥官长田敏江在战斗中被击毙，八路军俘虏日军二十四人，缴获步兵炮一门、七十五毫米山炮两门，以及轻重机枪、步枪和骡马等军用物资。
缴获火炮尤其重要。对当时装备困难的八路军来说，这不仅是战果，也是对部队信心的直接支撑。更关键的是，六八六团用实战证明，平原并不等于只能被动挨打，关键在于能否把群众、地形和分散机动结合起来。
梁山战斗之后，山东抗日军民对平原游击战的认识明显改变。日军可以凭借据点和公路发动扫荡，却无法真正控制广阔乡村。八路军不需要长期占据某一座城镇，也能通过伏击、袭扰、破袭和夜战，让日军的控制线不断失去实际效力。
这也是罗荣桓后来重视梁山歼灭战的原因。他曾指出，这次战斗对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战斗本身歼敌数量有限，但它打通了一个思路：敌人占领的是城镇和据点，八路军争取的则是城镇之外的土地、群众与行动空间。
日军战后进行调查时，不得不承认一个残酷事实：他们占领的只是县城、铁路和据点，真正意义上的“占领区”并没有延伸到每一片乡野。只要部队离开城门，公路旁的村庄、田野和夜色，就可能重新落入八路军的控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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