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17日中午，徐州机场上空传来一阵发动机轰鸣。一架美制运输机摇摇晃晃地接近跑道，机身布满弹孔。飞机落地后，舱门打开，走下来的不是普通飞行员，而是从台湾起飞的杜道时和机械员郝子仪。
机场人员迅速围拢过来。有人问：“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杜道时只回答了一句：“台湾。”
这架飞机在徐州上空曾遭到国民党空军拦截，降落时又被解放军高炮部队误认为敌机。事后检查，机身留下了两百多处弹孔。能够带着飞机和同伴活着落地，靠的不只是勇气，还需要极强的判断力与飞行技术。
杜道时并非临时起意。他出生于1917年2月，山东高唐人。杜家重视教育，父亲杜友蕖曾在北京大学读书，并参加过1919年的五四运动。那场运动之后，杜友蕖因冲突入狱，出狱后又被学校开除，回乡不久便病逝。
父亲去世时，杜道时年纪尚幼。母亲和亲属常把这段往事讲给他听，爱国并不是抽象口号，而是与家庭命运连在一起的记忆。这个影响，后来贯穿了他的人生选择。
1935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爆发。北平学生走上街头，反对日本策动的华北“自治”。杜道时当时正在北平求学，也参加了游行。军警镇压时，他凭借平日锻炼逃脱追捕，但这场经历使他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国家危急之际，青年不能只顾个人前途。
1936年毕业后，他没有按照母亲的安排报考清华大学，而是进入国民党空军航校第九期。选择飞行，并不意味着他认同当时的政治现实。对杜道时而言，飞机是抗击外敌的工具，飞行员这个身份，最初寄托的是报国愿望。
抗日战争期间，他因英语较好，被派往美国学习并接收援华轰炸机。在那里，他结识了刘善本。一次交谈中，刘善本递给他一本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并告诉他，这就是国内所称的《西行漫记》。
杜道时读得很认真。延安是什么样子，共产党究竟靠什么维持军队和政权，这些问题在书中有了不同于国民党宣传的答案。不过，当时抗战尚未结束，他没有立即作出离开部队的决定。军人的职责和个人判断，在他心中发生过长时间的碰撞。
1946年6月26日，全面内战爆发。刘善本当天驾机飞往延安，成为国民党空军中较早驾机起义的飞行员之一。这个消息传开后，许多飞行人员开始重新思考：他们原本是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学习飞行，是否应该把飞机用于内战？
杜道时也产生了驾机起义的念头。1947年执行任务时，他曾对副驾驶金治能说：“我想去解放区。”金治能没有退缩，只回了一句：“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随后，朱壁谱也加入谋划。
计划并不顺利。解放区机场不断变化，大型轰炸机难以找到安全降落点。杜道时后来通过堂弟杜鸣与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却接到继续潜伏的意见。组织判断，他留在国民党空军内部，能够联络更多人员，作用可能更大。
这意味着他必须压下立即行动的冲动。危险也随之增加。
1949年初，淮海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主力遭到重创。杜道时奉命前往台湾新竹，原先联络的人员被打散，空军内部的监视也明显加强。一次行动前，大队长突然要求所有飞行员上交配枪，表面说是防止枪械生锈，实际意图不言自明。
杜道时的行动被迫改变。4月10日，他在海边偶遇旧识郝子仪。郝子仪低声问：“你怎么还没飞？”杜道时苦笑着指了指身后的监视人员：“现在只要一动，就有人跟着。”
几天后，郝子仪带来新的安排：新竹机场有一架运输机即将起飞。4月17日凌晨，杜道时换上机务人员服装，告别妻子，避开监视，赶到机场。飞机已经加满燃油，郝子仪随后登机。
清晨5点，飞机离开新竹。杜道时没有直接北飞，而是先向西前往厦门方向，进入大陆后再转向徐州。这样的航线更不容易立即引起怀疑。接近徐州时，国民党飞机前来拦截，因油料不足没有持续追击。
杜道时趁机改变方向，飞向徐州机场。他按照约定摇晃机翼、放下起落架，并投下白色伞具示意身份。可是，机场高炮部队没有看清信号。炮火很快打来，飞机被击穿多处。
危急之中，杜道时迅速避开市区，压低机头，对准跑道延长线。飞机落地后连续弹跳，最终停在跑道上。时间是12点30分，整个航程持续了七个半小时。
1949年4月23日，杜道时和郝子仪驾驶这架运输机抵达北平，并在当天下午受到周恩来、朱德等人的接见。10月1日开国大典时，杜道时与刘善本共同驾驶飞机飞越天安门上空。
此后，杜道时曾任航空局训练主任等职，参与新中国航空人才培养。1978年，他当选陕西省政协委员。1992年2月，杜道时在西安病逝，享年75岁。那架伤痕累累的运输机，则留下了这段特殊航程最直接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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