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君策—前央视网历史频道主编供稿
在中国历代王朝的财政史中，元代常被贴上“横征暴敛”的标签，尤其因其统治者为蒙古族，更被后世史家渲染为“以夷变夏”的苛政时代。但元代税赋究竟如何，众人往往限于常见材料过少而雾里看花，陷于人云亦云的误区。
元代税赋分两类，一为正税，二为杂课，正税的税制南北有别，北方行丁税、地税，南方则“依宋旧例”，征秋税、夏税。然其实际税赋，远轻于前代。据《元史·食货志》载：“至元十九年，用姚元之请，命江南税粮依宋旧例……其输米者，止用宋斗斛，盖以宋一石当今七斗故也。”此制意味着，元朝虽名义上沿用宋代税额，实则因采用较小的宋代量器，使实际征收量减少三成。地方志亦佐证此说，如《上虞县五乡水利本末》称：“世祖皇帝悯念越民旧赋之重，岁纳秋粮，以十分为率，永蠲三分，德之至渥万民感赖。”可见，元初即有制度性减税。
从具体税率看，元代江南亩税普遍在每亩3至4升之间，最高不过6至7升。而据《上虞县五乡水利本末·征粮等则》对比，南宋咸淳年间同地亩税高达1斗（10升），元代降幅达30%以上。若以“亩积税率”折算，元代实征约为宋代的68.4%至68.5%。若再考虑元代粮食亩产较宋代提升10%至30%，则以“产量税率”计，元代秋税仅相当于宋代的53%至62%。
横向比较更显悬殊。苏辙记元祐初年全国岁入粮2445万宋石；元代泰定、天历年间岁入粮1211万石，折合宋石仅1731万石，为宋代的70.8%；明代宣德年间，仅苏州一府即达790万石，全国夏秋二税合计折宋石达4824万石，为宋代的1.97倍、元代的2.79倍。人均税赋差距更为惊人：北宋人均田赋32.45公斤，元代仅15.40公斤（至顺元年），明代洪武二十六年则高达42.37公斤，为元代的2.75倍。
元代税制之“宽”，不仅体现在正税，更在于其废除宋代诸多苛杂。《元史·食货志》明言：“前代告缗、借商、经总等制，元皆无之，亦可谓宽矣。”所谓“告缗”，即汉武帝时鼓励告发商人隐匿财产以没收其产；“借商”为唐代强制富商“借贷”军费；“经总制钱”则是宋代在正税外加征的杂税。元代一并废除，仅保留“三十分取一”的商税正制。
地方虽仍有“分例”（附加费），如“鼠耗”“脚钱”等，但中央屡颁禁令。《元典章》规定：“诸办课官所掌应税之物，并三十分中取一，辄冒估直，多收税钱，别立名色，巧取分例……各以其罪罪之。”赵孟頫在《农器帖》中亦叮嘱家人：“苗米既科，白粮看大例如何，或可宛转改拨否？若不可改，随众去纳，不免生受也。”此处“白粮”即附加税，赵氏仅求“不被人蒙蔽”，并未试图完全规避，足见其数额有限，不值得大动干戈。
元代商税制度亦体现“宽简”原则。《元史·食货志》载：“商税，三十分而一。”即税率约3.33%，远低于宋代“过税2%、住税3%”的叠加负担。且元代对宗教人士、僧道、也里可温（基督教徒）、答失蛮（穆斯林）等“种田出纳地税，买卖出纳商税”，一视同仁，无特权豁免，反显公平。
更值得注意的是，元代设有大量免税条款。《元典章》规定，农具、竹木、日用杂物等多类商品免税；小商贩“负贩小民”亦常获豁免。至元二十八年诏书更强调：“所在商贾，多为有势之家占据行市，豪夺民利，以致商贾不敢往来，物价因而涌贵。”政府甚至以减税刺激流通，如至元二十二年对上都商人减税。这种“轻税促商”理念，在历代王朝中实属罕见。
即便在反元情绪浓厚的明代，士人亦不得不承认元代税轻。明初叶子奇在《草木子》中怀念：“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轻刑薄赋，兵革罕用……诚所谓盛也亦。”朱元璋命修《元史》，亦评：“世祖立法，一本于宽……前代告缗、借商、经总等制，元皆无之。”万历沈德符称：“前元取民最轻，固不足法。”范濂言：“元入中国……赋虽轻，不足法也。”于慎行指出：“政令疏阔，赋税宽简，其民止输地税，他无征发。”朱国桢更直言：“赋税甚轻，徭役极省……群盗叠起，几遍天下。”这些出自明人之口的“反元”言论，反而成为元代税轻的铁证。
元代税轻，非因“仁政”，而源于其治理逻辑：
首先，蒙古旧俗重畜牧、轻农耕，对农业依赖较低；其次，元代“版籍散亡”，户籍不清，征税基础薄弱。平江南后，“科拨税粮，无所根据”，只得“呼旧吏”依残册“照依各县时估不等，纽折税粮数目”，导致“乡胥人等，科粮之际，乘间徇私”。这种混乱反而使实际征收率偏低。加之“延祐经理”土地普查失败，富民贿赂官吏隐瞒田产，税赋转嫁贫民，进一步削弱了国家汲取能力。
再者，元廷财政倚重盐课、酒课、商税等“课程”，而非田赋。据《元史·食货志》，江浙行省商税达26.9万锭，远超田赋；大都宣课提举司年收商税10.3万锭。政府通过“扑买”（包税制）将税收承包给商人，可以迅速获得巨额财政收入，同时节省地方治理的各种“麻烦”。
问题是，蒙元实行的“扑买”或者叫“包税制”，对蒙元朝廷有种种好处，但包税制本身就隐藏种种“无法探明的空间”。
元代的非农业税收统称为“课程”，即杂税。《元典章》将其分为茶课、盐课、酒课、市舶、商税、额外课等十余项，而《新元史》更指出“凡洞冶盐茶酒及一切杂税，俱谓之课程”。这些杂税构成了元代财政的重要支柱，其征收方式之特殊，正是理解元代真实税赋的关键。
其中，最具争议也最影响税赋公平性的制度，便是“扑买”，即包税制。《元史辞典》解释：“即出资向官府买得某地某项赋税的征收权，自行征税。”元太宗时期，商人奥都剌合蛮曾以4.4万锭的价格扑买中原银课，而原额为2.2万锭，利润翻倍。耶律楚材曾极力反对，称其“罔上虐下，为害甚大”，但未能阻止。
包税制的本质，是政府将征税权出售给商人或权势之家。中标者向政府缴纳一个固定的承包额，然后自行向民间征收，多收的部分尽归己有。这一制度带来了两个严重后果：
其一，税赋完全失控。包税者为了收回成本并获取暴利，必然“罔上虐下”，对百姓“豪夺民利”。《元典章》记载：“所在商买（贾？），多为有势之家占据行市，豪夺民利，以致商贾不敢往来，物价因而涌贵。”这种“浮收”的数额完全游离于国家财政记录之外，形成了一片巨大的“无法探明空间”。政府只关心承包额是否足额上缴，而对民间实际承受的痛苦一无所知，也无意过问。
其二，征税权私有化。《静斋至正直记》记载，有富人“纳粟为本州税使，陪课钱十年”，即预先缴纳十年税款以获得税使之职。这实质上是将国家公器变为私人牟利工具。虽然《元史》记载包税制在中期后被废止，但元代杂税的征收方式依然充满弊端，税赋并未减轻，反而以更隐蔽的形式转嫁到普通民众身上。
以酒课为例，其征收方式从国家专卖（榷酤）逐渐转向“散入民间恢办”。《元典章》规定：“有地之家纳门摊酒课者，许令造酒食用。”这意味着，无论你是否酿酒、是否卖酒，只要有地，就必须缴纳“门摊酒课”。这是一种典型的税赋摊派，将商业税转化为财产税，强加于所有地主，包括自耕农。《元大德南海志残本》记载，广州的酒税从“每坛税钞一钱”一路加征至“每坛增钞一钱，以充醋课”，税赋层层加码。
再看商税。《元史》记载商税“三十分取一”，看似税率不高。但《元典章》指出，地方官吏常“虚抬高价，口喝税钱刁蹬百姓”，或“别立名色，巧取分例”。所谓“分例”，即各种附加费，如“鼠耗”“脚钱”（运输费）等。赵孟頫在《农器帖》中就特别提醒家人：“苗米既科，白粮看大例如何，或可宛转改拨否？”这里的“白粮”即指附加税费，他担心家人被胥吏蒙蔽而多交“不应收税而收税者”。
更严重的是，元代设立了名目繁多的“额外课”，多达三十余项，包括历日（日历）、契本（交易手续费）、河泊（渔业税）、山场、窑冶、甚至姜课、羊皮课等。这些税项大多具有地域性，征收标准模糊，为地方官吏提供了巨大的寻租空间。《元典章》虽规定“廉访司常加体察”，但“各处提调之官，不能用心检举，纵令吏胥坊里正等，需求分例钱，不满所欲，则多端留难”，监管形同虚设。
综上所述，关于“元代税赋历史最低”的说法，是一个建立在片面数据之上的历史误读。从“明面”看，元代的农业正税（秋夏两税）确实较轻，官方记录的数据也支持这一结论。这是元代“南北异制”政策下，对江南地区采取怀柔策略的体现，也是后世文人怀念“元朝治平”的主要原因。
但从“暗面”看，元代庞大的杂税（课程）体系，特别是长期施行的包税制（扑买），以及后续的税赋摊派（如门摊酒课）和巧立名目的“分例”“额外课”，构成了一个沉重且无法精确统计的隐性税赋网络。这个网络中的税赋，不被计入“天下岁入粮数”，却真实地压在商人、手工业者乃至普通地主的肩上。
因此，元代民众的真实税赋，是“明面”的低正税与“暗面”的高杂税共同作用的结果。仅凭正税数据就断言元代“税赋最低”，无异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元代的财政制度，以其“宽”于正税、“苛”于杂税的双重面孔，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经济结构，也为元末“群盗叠起”埋下了伏笔。正如明人朱国桢所言：“赋税甚轻，徭役极省……于是群盗叠起，几遍天下。”他看到了“赋轻”的表象，却未能洞察“群盗”背后的真实财政压迫。历史的真相，往往藏在那些无法被官方统计的“无法探明空间”之中。#头条精选-薪火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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