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8日，延安机场，张越霞从正午等到天色发暗，始终没有等来那架从重庆飞回来的飞机。她当时35岁，身边还有几个年幼的孩子。直到消息传来，博古、王若飞等人乘坐的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机上17人全部遇难，她才明白，那个熟悉的身影再也不会走进窑洞。
噩耗之后，张越霞没有立即痛哭。她先要确认孩子们在哪里，再去整理博古留下的物品。衣物、书稿、钢笔和常用的俄文词典，被她一件件收好。家里人后来回忆，那段时间她说话很少，夜里却常常把孩子叫到身边，挨个查看他们是否盖好被子。
有人替她盘算过往后的日子。一个女人，带着几个孩子生活，既要工作，又要照料家庭，实在太难。劝她改嫁的话，委婉的有，直接的也有。张越霞没有争辩，只问了一句：“那博古的孩子怎么办？”话不重，却让劝说的人再也接不上话。
这句话并非一时冲动。早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张越霞就经历过危险和失去。她白天设法谋生，夜里抄写传单，住处不断变换，身边的人也可能突然失联。那种年月里，所谓安稳并不容易，能够坚持把一件事做到底，更不是一句口号。
她与博古相识于抗战时期。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张越霞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博古也在这一时期参与重要的统战和宣传事务。两人因工作接触，后来结为夫妻。延安的婚礼没有铺张场面，窑洞、油灯和几位同事，便构成了全部仪式。
博古曾在党内承担重要工作，也经历过延安整风中的自我检查。那段时期，他需要反思过去工作中的失误，承受来自组织和舆论的压力。张越霞很少在旁人面前谈论这些事，更多时候只是把家里安排妥当，让他能够集中精力处理公务。这样的支持不显眼，却实实在在。
1945年抗战胜利后，博古赴重庆参加有关政治协商和宪法草案的工作。1946年4月，他随代表团返回延安，途中飞机在黑茶山附近坠毁。延安方面随后组织悼念和善后，张越霞则要面对另一项更具体的任务：把分散在各地的孩子接到身边，重新建立一个可以生活的家庭。
孩子们的年龄不同，性格不同，生活经历也不一样。有的在陕北读书，有的寄养在外地，还有的对突然改变的生活环境很不适应。张越霞没有把他们区别对待，也没有把“烈士子女”当作可以特殊照顾的理由。家务要分担，功课要完成，做错了事照样要批评。
她常对孩子们说：“你们的父亲有他的工作，家里的日子也要靠自己过。”这不是责备，而是她对家庭教育的理解。她知道，父亲的身份可以带来荣誉，也可能带来依赖。若想让孩子真正站稳，就不能只让他们生活在父亲的名望之下。
北平解放前后，机关人员和家属的生活条件并不宽裕。张越霞面对六个孩子，精打细算地安排粮食、衣物和学习用品。冬天取暖不易，衣服往往要轮流穿，旧棉袄拆开后重新絮棉。孩子们偶尔争吵，她也不急着偏袒谁，只让他们自己说清楚缘由。
有人后来再次提到婚姻问题，她仍然没有改变想法。她并不是把自己塑造成某种特殊人物，而是认定孩子已经失去了父亲，不能再因为大人的选择而失去一个完整的照料者。这个决定带来的辛苦，她心里明白，却没有拿出来反复诉说。
博古留下的文字和译著，后来仍被整理、出版。孩子们在书页上看到父亲的名字，既感到亲近，也会想到那个从未真正陪伴他们长大的父亲。张越霞对此很少评价，只是继续料理家务。她把对博古的纪念，放在孩子们能否读书、做人和自立这些具体事情上。
1979年3月，张越霞因心肌梗塞去世，终年69岁。整理遗物时，家人发现的东西并不多，一张合影，一些旧物，还有一本已经泛黄的笔记。笔记第一页抄着《古诗十九首》中的句子：“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后面的纸页，大多是零散记录，没有留下关于自己多年辛劳的长篇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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