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的终结之二丨内忧外患中的罗马帝国：狄奥多西力挽狂澜
■ 陆幸生
罗马帝国晚期登上历史舞台的日尔曼哥特民族，在匈人逼迫下仓皇迁徙进入帝国境内之后，虽然瓦伦斯皇帝接纳了他们，但是一直受到歧视，他们也一直有组织地进行了毫不屈服的反抗，只有到了在狄奥多西大帝出山掌握了军政大权，实施民族融合政策，也是在与中央政府分分合合，打打谈谈，在求得生存权后很快成为与帝国休戚与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这些人在历史文献的书写之中，一直被笼而统之粗枝大叶地被认定为“野蛮的民族”，但是实际上他们是有组织、有文化、有传统、有信仰的民族。哥特人和西哥特人无疑已经建立起了成熟的社会结构和行之有效的政治统治方式，适应着居无定所的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但是他们急于想在罗马帝国的境内获得一块安居乐业的土地，改变居无定所的游牧方式进入农耕文明的范畴，建立自治自理的类似附属邦国的政治管理形式，并一直为此不懈努力奋斗着。
在西班牙南部（当时称为安达卢西亚〈Andalusia〉行省）这是入侵此地的穆斯林为东日耳曼部族汪达尔（Vandals）人起的阿拉伯名字。汪达尔人后来在入侵罗马帝国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而近代的考古发现中在许多哥特和汪达尔人墓冢中发掘出打造得十分精美的金银首饰。在尼米里（Rimini）市中心的菲拉里广场改造时考古遗址重见天日，当人们在发掘现场进入人们眼帘的竟然是多彩图案拼嵌的地板上是夺人眼球的美丽与繁复的花纹，接下来人们能够看到人类的骸骨被仔细排列着，有些仅仅用瓦片遮盖着。这里的镶嵌艺术不是希腊式、罗马式的，而是哥特式的，它们覆盖在2世纪之后罗马晚期的建筑上。根据另外挖掘出来的一些可怕的器械上看，过去这里住的可能是一位外科医生。这些骸骨可能就是一群信仰基督教阿里乌斯教派的男女信徒，根据这一教派的习俗，他们殉教后集体被埋在室内。为了埋葬这些骸骨，镶嵌的地板被凿开敲碎，地板上人体般大小的破洞使人们得以一窥拜占庭世界的真实面孔；破洞边缘留下各种力量啮咬的痕迹，至于骸骨则被整齐遗留摆放在以古罗马“鬼魂”为地基的宅邸地板上，显然是某种复杂的宗教仪式残留下的痕迹。
另一件扭转人们对于哥特人看法的物品，目前静静保存在瑞典的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的图书馆。它就是“白银抄本”以金银墨水在紫色羊皮纸上誊写的，几乎可以确定是6世纪初在拉文纳完成，是献给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的作品，这是现代最早的以哥特文写成的《圣经新约》残本，目前仅有完整的“四福音书”存世。这部哥特文《圣经》在4世纪由阿里乌斯教派翻译完成。阿里乌教派是与主流尼西亚教派对立的异端，在首都君士坦丁堡和罗马被驱赶后他们主动向哥特人传递福音。白银抄本顺利地传遍欧洲各地，逃过围城、炮击和水灾，最后来到乌普萨拉大学；从1669年起这里就成了它的家。有的哥特人和东哥特人会说希腊语与拉丁语，发现改信异端的额外好处是可以让他们迁徙到未知之地时依然能够维持自身的团结，并且使他们有别于西方的罗马人和信仰东正教的拜占庭人。显然是阿里乌斯的异端给了他们团结的力量，也在社会实践中形成了他们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
然而，罗马人依然视他们为化外的野蛮之人，对他们百般歧视尖刻嘲弄和残酷的盘剥，跨越多瑙河的15万哥特男女老幼原本期待能够受到欢迎，或者至少能够得到宽松而公正的对待，在得到适得其反的对待，并获悉他们将遭到阴谋迫害甚至杀戮后，他们起而反抗，攻打帝国的首都。公元378年瓦伦斯皇帝亲率罗马军团三万人在安德里安堡被15000名哥特大车军团合围几乎全歼后，哥特人准备向君士坦丁堡挺进。这时一位曾经被流放回西班牙的将门子弟狄奥多西脱颖而出在帝国的生死存亡之秋成为东部帝国的共治皇帝，他的横空出世奉行民族融合的政策，才改变了当时的乱局和哥特人进行了和解。
瓦伦斯皇帝战死之际，帝国尚有两位奥古斯都在位：一为瓦伦提尼安一世与原配夫人所生之子格拉提安，一为瓦伦提尼安一世与第二位夫人尤斯提娜（Lustina）于371年生下的瓦伦提尼安二世。后者于375年年仅4岁之时登上奥古斯都之位，以续王朝烟火。这也成了帝国晚期幼主豋位大权旁落于军政权臣的的开端，也是帝国从衰落到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现象在史书中饱受诟病。
公元379年1月19日，格拉提安将希尔米乌斯·弗拉维乌斯·狄奥多西（Sirmitum Flavius Theodosius）擢升为共治皇帝。
此时的罗马帝国因为西部皇帝瓦伦斯的独断专行决策的错误，正遭到哥特人的大规模骚乱的袭击。格拉提安一世率领着东部的援军赶往亚德里亚堡平原企图和他叔叔瓦伦斯皇帝会合后，去围剿叛乱的哥特人。急功近利的瓦伦斯不等援军到达，单方面抢先开战却一败涂地，全军覆灭，连自己命也搭上了。
格拉提安这位英勇而稳健的青年皇帝虽然只有19岁，但是能够从大局出发考虑到国家的危机，深感仅凭一己之力难以挽狂澜于既倒，救帝国于水火，于是开始寻觅帝国有用之才充当自己的共治皇帝。因为日耳曼蛮族所刮起的巨大风暴好像很快就要刮过高卢行省，波及东部地区。为应对当前的危机，他不拘一格降人才，启用被先帝猜忌处决的大功臣老狄奥多西的儿子。他向御前会议提出，帝国当务之急是遴选一位能够担当重任，应对哥特人战事的英勇无畏的政治家担当东部奥古斯都的重任，方能够号令天下，拨乱反正，应对眼下乱局。选贤任能不应顾忌出身，况且老狄奥多西的被先帝处决，本身就是一桩冤案。
格拉提安宣布他所选择的东部奥古斯都狄奥多西，是一个遭到放逐的罪臣之子。他的父亲老狄奥多西在三年前，经过瓦伦提尼安一世不公正的审判中受辱而被处决。老狄奥多西是一位具有贵族血统而又德高望重的帝国功臣。说到家世，民间的传说他具有德行高洁的图拉真皇帝和才识过人哈德良皇帝的血统，两者先后是帝国鼎盛时期来自西班牙的叔侄皇帝。因而老狄奥多西显然具有这两位皇帝的高贵血统。他从默默无闻的行省总督崛起，曾经在不列颠和阿非利加总督任上建功立业，虽然一直比较低调，但是曾经在瓦伦提尼安王朝的编年史上写下过十分辉煌的一页。他儿子小狄奥多西长年在父亲麾下服役，追随父亲南征北战，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瓦伦提尼安一世则在应对蛮族对于高卢的反复侵袭中焦头烂额，显得捉襟见肘无能为力亟需一位共治皇帝来巩固他从父辈手中继承的江山社稷。
367年之后，瓦伦提尼安还要应对不列颠的剧变，即皮克特人与苏格兰人的入侵。皇帝忙于欧陆事务忙得分身乏术，他只能将这些突然爆发的危机均交给他麾下最优秀的将军狄奥多西处理，而这位老资格的总督也确实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于370年恢复了不列颠群岛的祥和，给岛上带来了和平。可惜在6年后，他不幸卷入了一场针对瓦伦斯皇帝的阴谋，被暴虐的皇帝处决，他的儿子小狄奥多西也就此被打发回西班牙加利西亚的老宅中隐居。
这位和父亲同名的儿子，年轻时就在名师的教导下，接受过完整的贵族式教育，并且少小从军追随父亲南征北战积累了丰富作战经验，他受教育和征战的人生完整履历，几乎与帝国历史上名将相等同如：几乎可以与亚历山大、汉尼拔和小阿非利加努斯相提并论。
爱德华·吉本评述到：
有关战争艺术，他接受过父亲的悉心指导和严格训练。在这样一位领导者的麾下，从最遥远地点的军事行动，追求荣誉和知识，锻炼自己的体魄，习惯各种不同的季节和天候，在海上和陆地的作战中表现英勇无敌的气概，研究苏格兰人、撒克逊人和摩尔人的各种战法。 他凭借自己的功绩和阿非利加征服者的推荐，很快独当一面，荣任梅西亚公爵的职位，击败萨尔马提亚人的军队，拯救行省免受蛮族的蹂躏，赢得士兵爱戴，也引起宫廷猜忌。他的父亲位高权重，受到不光荣的指控而被处决，使他的擢升遭受致命打击。狄奥多西等于受到恩惠能够全身而退，到西班牙的老家去过士绅生活。他很自在地表现出坚定和节制的态度，使自己适应新的环境和地位，把闲暇的时间平均花在城镇和乡村，热心参加各种公益活动，善尽社会的责任，同时像士兵一样勤奋，有助于世袭家业的经营和改善。
34岁的狄奥多西，抛弃杀父之仇的个人恩怨，欣然遵从西部皇帝格拉提安的征召，毅然承担起拯救帝国的任务。 379年1月，他被立为共治皇帝，担负起平息帝国东部混乱的重任。 在后来的几个月内，迅速展示了自己卓越的领导能力和非凡的军事指挥才能。许多人告诉狄奥多西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的任务，但是他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为了更替军队中流失的2万老兵，他开始大规模招兵，促使每一位年轻力壮的男性从军服役，这个举措虽然不能彻底解决兵员缺乏的问题，但他不得不铤而走险，大胆招募那些哥特人中的归顺者，用蛮族兵员来充实帝国的军队，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尝试，也是一步迅速能够奏效的举措。
公元382年，在经过漫长艰苦卓绝的战斗和讨价还价的谈判后，狄奥多西迫使哥特人与罗马帝国签署了和平条约。狄奥多西践行了之前的承诺，允许哥特人在罗马帝国定居，代价是派两万人到罗马军队服役。这无疑是继续承担风险的策略——让一个拥有自治主权的民族定居在帝国边境内，很难避免养虎遗患的风险。但是至少狄奥多西避免了东罗马帝国覆灭的命运，延缓了帝国的寿命。同时一口气解决了人力资源的匮乏问题。帝国内部对此有着激烈的反对声音，反对帝国的蛮族化，尤其是军队的蛮族化，他们质疑如果让这样一支强大的日尔曼力量深入到军队之中，带来的威胁远远大于产生的帮助。但这样的声音很快在现实面前消弭于无形。毕竟移民的到来给帝国增添了某些不可替代的重要资源，比如税收、兵员和劳动力。而且帝国向来是包容开放的，其中一些强大的统治者甚至来自于非洲阿非利加地区和不列颠、高卢等地区，连狄奥多西本人和他的祖先图拉真、哈德良也是来自西班牙，这些地方曾经也被称为蛮族之地。现在这些地区已经深度罗马化，与奥古斯都时代的意大利全无分别地融为一体。
这样的言论，其实也只是罗马人的自我安慰，因为这些蛮族的同化是有意识的军事、经济、文化输出，是长期潜移默化的结果，并不是朝夕之间短时期能够奏效的。至少在当下他们没有理由让自己变成罗马人。狄奥多西短时间取得的和平，也是付出代价的，哥特人获得了完全的自治权，且在罗马土地上获得的收益完全免税；服兵役时无论是作为签定契约的仆从军，即“契约军团”，还是直接效忠于皇帝的近卫军，都能获得格外高的薪水，这些都增加了财政的压力。而不能免税的普通公民则要为此分担更多的税收。这也引发人们对所有蛮族人的忌恨，增加了对于军中日益增强的日尔曼力量的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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