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办的院子不大，青砖漫地，缝里长着些倔强的苔藓。宁利在这院子里走了五年，鞋底磨薄了三双，苔藓却还是那副不紧不慢的样子。他喜欢这种绿，不争春，也不怕秋，只在自己的位置上绿着。
那棵老槐树是建院时就栽下的，如今荫了半个院子。宁利常在树下接待那些带着怨气来的群众，听他们讲地界被挪了，宅基地的墙基被雨水泡塌了，或是打工的工钱要了三年没要回来。他总是先递一杯温水，然后掏出本子，像记家事一样记下那些琐碎而沉重的诉求。
有一回，乡里两户人家为三分地闹了五年，见面就骂，骂急了就动手。宁利去了七趟，量了七遍，最后发现是老界石被山洪冲偏了三尺。他把两家人叫到现场，用铁锹挖出那块青石，上面满是泥垢，却还依稀认得民国年间的刻字。两家人沉默了，蹲在地上抽烟，烟灰落在青石上，像落了一层霜。后来那三分地长出的玉米，两家轮流收，谁也不计较多少。
这事办完，宁利提了副科长。他在办公室坐了三天，写了一份关于土地纠纷调解的规范流程，交给领导时手有点抖，像学生交考卷。
老安来找他那天，槐花开得正盛。老安穿一件白衬衫，袖口挽着，手表是金色的，说话时总爱用手指敲桌面，笃笃笃，像在丈量什么。他要在城东征一块地，其中牵扯到十几户村民的祖坟和几棵百年柿树。
“宁科长，都是明白人。”老安把一份材料推过来，“村民那边，你帮着做做工作。你只管放心，手续上不会有问题。”
宁利翻了翻材料，土地性质一栏写着“建设用地”，但他前些天刚查过，那片地还是基本农田。他抬头看老安，老安也看他，目光像两潭深水，看不透底。
“安总，”宁利把材料合上，“这地的手续，我得再看看。”
老安笑了，说好。出门时，槐花落了一地，踩上去无声。
三天后，举报信来了。信中言之凿凿，说宁利利用职务之便谋私，连具体的时间、地点、金额都写得清清楚楚，像一张早已织好的网。紧接着，上面来了电话，语气不重，但话里有话。
宁利坐在那棵槐树下，天阴着，风从巷口灌进来，卷起几片枯叶。他忽然想起小时候在乡下，父亲在田里锄草，草根很深，锄头下去，总要顿一顿。父亲说，草根是土的筋，锄断了，土就散了。他那时不懂，现在有点懂了。
调查组来得快，走得也快。他们查了宁利五年的考勤、每一笔经手的账目，甚至翻出了他拒绝过的几条烟、几瓶酒。最后，他们查到了老安。那些举报信用的是他人的身份，那些“证据”是移花接木的拼凑。
真相出来那天，槐花已经落尽了，叶子绿得发黑。上级在大会上说，宁利同志坚持原则，值得信任。台下掌声响起来，宁利站着，忽然觉得那掌声很远，像隔了一道山。
老安的事也被查了。他的那些项目，那些地，那些手续，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去。他的企业被各方调查，资金链断了，工地上长出了荒草。
宁利提科长那天，又去看了那棵槐树。树底下不知谁放了一碗饺子，还冒着热气。他知道是那两户人家中的一户送的，去年他们家儿子结婚，还给他送过喜糖。
他蹲下来，把饺子吃了。醋是陈的，很酸，但后味有一丝甜。
他想起父亲说的草根。他想，人活着，总得有些根扎在土里。哪怕土再硬，石再多，根扎住了，风就吹不倒。
那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棵树，根扎在信访办的院子里，扎进青砖缝里的苔藓中，扎进老槐树的荫里。枝叶伸出去，触到了那些来上访的人的手，温暖而有力。
醒来时，天刚蒙蒙亮。他走到窗前，看见院里的青瓦上落了一层薄霜，像铺了一层月光。瓦下的苔藓还在，绿得沉甸甸的，像要把整个冬天都背在身上。
他推开门，走进院子，踩在青砖上，脚步很轻。他知道，今天又有人要来，又有人要跟他讲那些关于地的、关于钱的事。他会听，会记，会去查。因为他是信访办的，是替老百姓守门的人。
而那棵槐树，静静站着，等着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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