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史上，曾有一桩悬案：1934年10月，红六军团转战贵州石阡，陷入敌军重围，红18师52团奉命断后，掩护主力突围，此后整建制消失。这支部队经历了什么、去了哪里，很长一段时间湮没于历史尘埃之中。
直到20多年前，一位叫杨又铸的贵州基层党史工作者偶然发现线索，之后和同事抽丝剥茧、踏遍群山、寻访不停，一丝丝拂去历史迷雾，把52团指战员在困牛山集体跳崖的千古壮举完整还原出来。
一切，都从一行不起眼的文字开始。
2001年底，38岁的杨又铸调入石阡县委党史研究室。他和所有新来的人一样——把自己埋进资料堆里。石阡是个偏僻山区县，可在资料里，他发现这里红军活动记录竟然比较丰富：行军路线、战斗地点、与当地群众的接触等。
对搞党史的人来说，这就是宝藏。
他花了很长时间，翻阅、比对各类档案，理出红军在石阡的行动线路、经过的乡镇，甚至一些部队的停留点。一天，他在一份旧材料上，看见一行让人震撼的字——“集体跳崖，壮烈牺牲”。
没有详细时间，没有部队番号，只是草草一笔带过。但这几个字像突然闯进黑夜的一道闪电，把他之前偶然听老同志讲的另一个线索勾出来：当年不少红军在石阡困牛山一带下落不明。
他往后翻、往前翻，又调了更多资料比对，却发现之后的档案对这件事只字未提。好像那一行字，是谁一时心血来潮写上去的，然后就被遗忘在纸堆里，无人追问、无人深究。
这深深刺痛了他：“长征胜利六十多年了，为什么只有几个字记录？这是党史工作者的亏欠。”
他定下计划，要和同事用半年时间查清这段往事。不曾想，这条寻访之路，他一走就是二十余年。
21世纪初的石阡山区，山路崎岖、信息闭塞，寻访工作举步维艰。
为捕捉零星线索，杨又铸抓住赶场集会、县里会议的机会，逢人便问，终于在龙塘镇找到困牛山。在老县长的特别关心支持下，调研启动。他备好胶鞋、雨伞、笔记本，常年扎根山间村落、逐户走访，风雨无阻。
“知情人大都年事已高，多等一天，就可能错失一段珍贵史实。”杨又铸说。
为拉近与村民的距离，打消顾虑，他和同事们给70岁以上的老人准备酒、白糖、点心作为慰问品。那时他月薪仅三百余元，一份二十元的礼品，已是不小的开销。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终于找到重要见证人——94岁的村民蔡应举。
当年蔡应举为躲避战火，躲在对面半山腰亲眼目睹了整场战斗。老人带着他们来到红军跳崖地点，依照地方习俗焚香烧纸祭拜英烈。
此后，他们又寻访到姚祖华等多名知情群众，部分还原了困牛山战斗场景：“黑滩河沟里枪声嚯嚯地响”“首长（团长田海清）被打死，红军战士放声大哭的声音”，看到跳崖的多数是年轻娃娃。
据这些老人回忆，红军不怕死，与敌人肉搏，打穿制服的敌军，而为了避免伤着老百姓，故意把枪抬得很高。国民党军队离开后，很多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救护红军，送他们寻找主力部队。
幸存的跳崖红军后人说：“我父亲生前说，他知道崖很深，但不愿做俘虏，宁可跳崖。”
“县级党史工作者，要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把地方党史写在大地上，书上与地上要一一对应，纠正误记、错记、漏记。”这是杨又铸常说的一句话。
他和当地干部持续细查，走访大量知情群众、红军后代，撰写手稿上百万字，一点点拼凑出完整的战斗脉络。
无数个深夜，伏案整理资料的他疲惫不堪，也曾萌生退意。
“我的付出、委屈算得了什么，大不了是少点功名利禄。”杨又铸说。每想起跳崖牺牲红军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想起百姓自发上山祭拜英烈的朴素情感和老一代党史干部的重托，他便咬牙坚持。
“再苦再累都值得。”杨又铸初心不改。
2015年，他拿出自家准备买车的10万元，自费出版《困牛山红军壮举》，让散落山野的红色记忆，载入沉甸甸的史册。
杨又铸没有止步于此。
困牛山战斗中，带队阻击的红52团团长田海清壮烈牺牲，其忠骨长期散落山间，无碑无祭。他关注奔走，得到县里支持，立碑纪念田海清。
在多方推动下，2009年，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落成，这段历史正在被更多人知道。
这是2021年5月19日拍摄的位于铜仁市石阡县的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 摄
2022年，“困牛山红军集体跳崖千古壮举”专题研讨会在石阡县召开；近年来，困牛山战斗遗址先后入选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点项目、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等。
如今的困牛山，丰碑巍峨、松柏常青，前来瞻仰缅怀的人络绎不绝。虎井沟的清风掠过山谷，树木窸窣，仿佛诉说着长征路上的赤诚与悲壮。
二十余年执着坚守，终得云开月明。青丝熬成白发，初心从未褪色。
“每一位英烈都有名有姓，每一份牺牲都不应遗忘。”谈及初心，63岁的杨又铸说。（记者李惊亚、李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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