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9年，洛阳宫门内外一片混乱。董卓率军进入京师，汉少帝刘辩惊惧失措，身旁的陈留王刘协却能镇定应答。董卓由此认定刘协“聪明明断”，很快动了废立之念。
废帝不是普通的权力更替，而是直接触碰皇权根基。董卓当然明白其中风险，所以他没有只说自己要换皇帝，而是打出了一个听起来颇有来历的说法：“行伊霍之事。”
这四个字，表面上是在援引古代贤臣，实际却是一块政治招牌。意思是说，皇帝若年幼、昏乱或不能承担天下重任，权臣可以暂时掌握朝政，甚至主持废立，但目的不是篡位，而是保全国家。
问题在于，伊尹和霍光并不是同一种人，也没有做过完全相同的事情。后世把他们并称，更多是因为两人都曾站到皇权旁边，拥有决定君主命运的巨大影响力。
伊尹的故事，发生在商朝建立之后。商汤去世，王位先后传给外丙、仲壬，随后由太甲继承。按照《史记》和《尚书》的记载，太甲即位初期不能守成汤之法，行为失当，伊尹于是把他安置到桐宫，让他在那里反省。
这件事最特殊之处，不是“废王”，而是伊尹没有自己登上王位。太甲被迁往桐宫后，伊尹与群臣共同处理政务。三年之后，太甲改过自新，伊尹重新将权力交还给他。
太甲复位后勤于政事，商朝诸侯重新归附，百姓也得到安宁。古人称道伊尹，恰恰在于他有机会取而代之，却没有把临时权力变成个人王权。
不过，伊尹的事迹并非没有争议。早期文献的记载并不完全一致，后世还有伊尹曾经放逐太甲、甚至一度自立的说法。传说经过层层加工，人物形象也越来越理想化。“伊霍”这个典故，本身就带着历史记忆和政治修辞的双重意味。
霍光则是西汉晚期真正掌握废立大权的人。汉武帝晚年托孤，霍光与金日磾、上官桀等共同辅佐幼主刘弗陵。金日磾、上官桀相继退出权力中心后，霍光逐渐成为朝廷最重要的辅政大臣。
汉昭帝刘弗陵于公元前74年去世，年仅二十一岁，又没有留下皇子。霍光迎立昌邑王刘贺。刘贺即位只有二十七天，霍光便联合群臣上奏，列举其在宫廷中的失德行为，请上官太后废黜刘贺。
这场废立并非霍光一人悄悄决定。上官太后以太后身份发布诏令，群臣在朝会上参与其中，霍光则是实际推动者和总负责人。刘贺被废后，汉武帝曾孙刘病已被迎入宫中，是为汉宣帝。
霍光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始终把行动包装成“奉宗庙、安社稷”。他没有自称皇帝，也没有公开破坏刘氏宗室的统治秩序。可另一面同样不能忽略：霍氏家族在朝廷内外势力极大，婚姻、官职和禁中事务都受到其影响，所谓“不营私”，并不能完全概括他的政治实践。
汉宣帝即位初年，对霍光仍然十分倚重。公元前68年，霍光去世，朝廷给予极高规格的安葬和追荣。可到了公元前66年，霍光妻子霍显及其家族因谋害许皇后、意图发动政变等事败露，霍氏一族遭到诛灭。
这便让“霍光是否堪比伊尹”一直存在争论。他确实没有篡汉称帝，也维护了西汉政权的延续；但他长期控制朝政，家族势力膨胀，留下的权力阴影同样真实。功劳与隐患，并不是一句“伊霍之事”能够抹平的。
有意思的是，后世权臣每逢废立皇帝，往往都喜欢借用伊尹、霍光的名声。董卓废少帝、立陈留王刘协时如此，其他掌握禁军和朝廷诏令的人也常以“辅政”“安社稷”为名。
可伊尹故事的核心，是权力归还；霍光行动的关键，是维护刘氏皇统。若只看见废立的形式，便把一切权臣都说成贤臣，显然失之简单。真正决定性质的，是谁来主持、依据何在，以及权力最终是否回到名义上的皇帝手中。
“伊霍”因此逐渐变成一个有分量的政治典故。它既可以用来赞美辅政大臣，也可以成为权臣为自己辩护的说辞。董卓口中的“伊霍”，从一开始就与伊尹、霍光所面对的局面不同：他并非受遗命辅政，而是率兵入京后强行推动废立。名词相同，性质已经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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