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 CCG专题论坛“单边主义破坏多边贸易体制”@2026年WTO公共论坛
2026年9月17日，世界贸易组织公共论坛在瑞士日内瓦世贸组织总部举办，全球化智库（CCG）主办“单边主义破坏多边贸易体制”专场活动，论坛由CCG联合创始人兼秘书长苗绿主持，CCG创始人兼理事长王辉耀，世界贸易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贸易与投资研究网络指导委员会成员马尔滕·斯梅茨（Maarten Smeets），法国雅克·德洛尔研究所贸易与经济安全项目主任埃尔维尔·法布里（Elvire Fabry），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副会长纪文华等围绕单边贸易风险防控、多边贸易体系维护、世贸组织改革、大国经贸合作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研讨。
以下为研讨实录：
苗 绿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嘉宾、各位同事，下午好。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的专题讨论——“单边主义破坏多边贸易体制”。
我是全球化智库（CCG）联合创始人兼秘书长苗绿。非常荣幸担任今天这场讨论的主持人。
WTO公共论坛是一个享有盛誉的国际平台，致力于推动自由贸易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法。过去几年，CCG一直参与WTO公共论坛，我们非常荣幸能够再次回到这个平台。
作为中国规模较大的民间智库之一，CCG以中英文出版了一系列国际贸易和投资领域的著作。也请大家关注我们今天呈现的研究成果和工作。
今天几位嘉宾的讨论将围绕单边主义及其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影响展开。在单边贸易措施和限制性政策不断增加的背景下，全球贸易体系正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在这一背景下，我们迫切需要探索如何维护多边主义，并继续保持WTO在全球贸易治理中的核心地位。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四位杰出的嘉宾。
王辉耀博士是全球化智库创始人兼理事长，曾任中国国务院参事。
马尔滕·斯梅茨（Maarten Smeets）博士是贸易与投资研究网络指导委员会成员，也是世界贸易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埃尔维尔·法布里（Elvire Fabry）博士是雅克·德洛尔研究所贸易与经济安全项目主任，同时担任欧中工作组报告人。
纪文华博士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副会长。
欢迎各位。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今天讨论的形式。我们将进行两轮交流。第一轮，每位嘉宾大约有五分钟时间分享自己的观点，我们将按照嘉宾名单顺序进行。
随后，我会向所有嘉宾提出一个共同问题作为总结，每位嘉宾再用大约三分钟回应。如果还有时间，我们将接受现场观众提问，也欢迎大家提出问题。
目前，“产能过剩”在WTO框架下既没有正式定义，也不存在多边共识。那么，国际社会应当如何维护以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防止有关“产能过剩”的说法被滥用，成为采取单边贸易限制措施的理由？
单边关税以及不符合WTO规则的调查会扰乱全球供应链，并推高许多经济体的成本。贸易伙伴共同面临哪些风险和脆弱性？多边合作又可以如何帮助应对这些问题？
对于供应链高度融合、跨境投资规模巨大的主要经济体而言，有哪些共同利益因素能够帮助各方避免针锋相对的贸易措施，并维护符合WTO规则的贸易关系？
与其转向保护主义，各经济体如何加强制度性对话、数据透明度、联合投资以及绿色产业合作，从而缓解结构性矛盾、缩小政策分歧？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按照嘉宾名单顺序开始今天的讨论。首先请王辉耀博士发言。
王辉耀
好的，谢谢苗绿博士的开场。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还有各位尊敬的与会嘉宾，非常高兴参加今天的讨论。我认为，这场讨论非常及时，也与当前世界经济形势高度相关。也感谢各位前来参加。今天我们的会场再次座无虚席。
今天的主题是“单边主义破坏多边贸易体制”。我认为这一点其实非常明显。过去可能近十年，尤其是最近两年，我们一直在看到这种情况。所以，这个主题虽然非常直接，但它涉及的问题远远超出了任何一个国家，也远远超出了任何一场具体的贸易争端。
全球贸易体系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大家都知道，自GATT以来已有大约80年的WTO体系如今正面临巨大挑战。关税不断加码，各种贸易调查、制裁、限制性措施以及其他措施层出不穷。一个主要经济体发起的措施——有时其他经济体也会这样做——很快就可能对第三方市场产生外溢效应，进而影响全球贸易。这些措施会改变供应链走向、提高成本，并削弱企业经营和投资所依赖的可预见性。这正是我们今天非常担忧的问题。
国内调整所带来的挑战，不应自动转化为针对贸易伙伴的单边限制措施。我认为，WTO公共论坛恰恰是开展公开对话、交流并增进理解的理想场所。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尽管我们谈到这些贸易问题，但贸易本身仍在继续增长。WTO两天前刚刚发布的一份报告提到，全球仍有72%的贸易是在WTO规则下进行的。我们还看到，自WTO于1995年成立以来，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从23%上升到目前的45%，几乎翻了一番。当然，全球GDP也翻了好几倍。所以，WTO所带来的收益是巨大的。即使今天的游戏规则需要升级，我们仍必须牢记，WTO总体上依然使所有贸易伙伴受益。
贸易平衡和贸易失衡是由很多因素共同塑造的，包括储蓄和投资动态、财政状况、国内需求条件、汇率变化以及全球价值链安排。因此，贸易失衡当然是一个合理的政策讨论议题，但它不应成为把责任方便地归咎于单一国家的借口。我们必须避免这种做法，也不应利用一个经济体作为采取单边措施的理由。
我认为，我们仍然有很大的空间开展对话，而不是采取各种单边制裁措施。我们可以通过对外投资来缓和这些摩擦，推动更加平衡的经济关系，并深化合作。当然，非常遗憾的是，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限制性制裁阻碍了许多对外投资机会，尤其是当前来自中国的投资机会。
在讨论产业政策和补贴时，我们同样需要基于证据进行分析。WTO至今仍没有一套得到普遍认可的“产能过剩”定义和衡量方法。我们经常听到“产能过剩”，但实际上并没有明确的定义。
主要经济体在各个发展阶段都在使用产业政策工具。中国已经提高了国家层面的补贴披露和透明度。当然，我们也承认，一些地方层面的支持措施仍需要进一步规范。
对于多边体系而言，真正重要的比较性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建立一套真正具有可比性、透明，而且能够平等适用于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标准？同样，这套标准也应该适用于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以及欧盟和各成员国。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对我们所有人都适用的问题。
开放和发展的重要性必须始终处于我们讨论的核心位置。例如，中国从今年5月1日起实施零关税政策，将向53个非洲国家和另外17个最不发达国家提供零关税待遇。也就是说，总共有70个国家可以以零关税方式向中国出口。这将在未来创造巨大的机会。现在，任何国家只要在非洲设立制造业或进行生产，就可以以零关税进入中国市场。这真的非常重要。
当然，中国所做的还远不止这些。过去八年，中国还一直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这是全球最大的进口主题博览会，是一项全球公共产品。八年来，累计达成的商业交易规模约为5800亿美元。中国还在北京举办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这是另一个服务贸易领域的大型展会，刚刚结束。今年服贸会达成了1.2万个项目。
中国当然希望继续这样做。中国在服务贸易领域本身也是逆差，所以我们也希望扩大中国的国际服务贸易。这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发达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
我想提出几点看法。
第一，我想说，中国加入WTO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今年是中国加入WTO 25周年。对于中国自身，当然也总体而言对于全球经济，中国加入WTO加快了国内改革——这一点大家都知道——推动了贸易和投资流动，使中国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同时也让国际企业得以进入一个快速扩张、拥有14亿消费者的市场。
今天我们仍然会听到一些声音，尤其是在美国，认为当年支持中国加入WTO是一个错误。我认为恰恰相反，这实际上是世界取得的一项巨大成功。因为加入WTO以来，中国一直贡献了全球GDP增量的30%以上，并作出了大量贡献。发展中国家从与中国的贸易中获得了巨大收益，发达国家同样如此。
所以我认为，全球经济能力分布因一体化而发生变化，并不意味着多边规则失败了。恰恰说明这种一体化产生了多么深远的影响，也说明它是多么有效。
面对经济结构变化，正确的回应不是抛弃多边主义，而是升级多边规则。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经济，而不是以权力为基础的全球经济。
第二，在讨论全球失衡问题时，我们需要更加谨慎。
全球失衡源自储蓄与投资平衡、财政政策、国内需求、汇率、能源条件、人口趋势和全球价值链现实。这些当然都值得通过多边机制讨论，但不应被简化成一种把全部责任归咎于单一国家的叙事，更不能自动成为实施单边关税的依据。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很多这样的案例。
第三，关于产业政策、补贴以及“产能过剩”的讨论，需要更加精确。
WTO没有一套共同认可的“产能过剩”定义或衡量框架。产业政策支持也并非中国独有。美国、欧洲、日本、韩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都在广泛使用类似政策和补贴。
这并不是说合理的担忧应该被忽视。恰恰相反，我们的讨论必须建立在确凿证据之上。
我认为，中国在全球贸易和全球投资领域取得的成就，或者说中国目前做得比较好的地方，是由很多因素共同促成的。不能把这些成就简单归结于补贴，也不能归结于所谓的“产能过剩”。
例如，今年夏天我们在大连举办了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年夏季达沃斯的主题是“规模化创新”。可以想象，中国现在所拥有的大规模创新能力，可能已经位居世界前列。
中国还形成了这种协同优势。全球70%的高速铁路位于中国，全球60%的5G系统在中国。全球十大集装箱港口中，有七个位于中国。中国拥有大约1600万个电动汽车充电设施。中国每年培养1200万大学毕业生，其中一半与STEM，也就是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相关。中国可再生能源产量约占全球的70%，同时拥有12亿智能手机用户。这种应用场景的规模可能是全球最大的。而且，中国最近首次宣布，太阳能装机容量已经超过火电装机容量。这是一项非常巨大的成就。
当然，我之前也提到，中国加入WTO以后形成了一种混合型经济结构。私营部门大约占60%，跨国公司和外资企业再占15%到20%，国有企业再占大约15%。这对中国而言实际上起到了很强的稳定作用。国有企业还承担了一些国内公共产品和社会公共产品职能。
所以我的意思是，对于中国的这些创新措施，我们需要采用正确的标准来评估。例如，比亚迪（BYD）之所以具有极强的成本竞争力，并不是因为它获得了补贴。它70%的零部件都在比亚迪自身体系内生产，因此能够节省大量成本，并形成创新能力。公平竞争要求采用一致、具有可比性的标准，而不是选择性标准。
第四，我们今天的讨论不能只聚焦大国竞争。全球发展必须在讨论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发展才是关键。如今，我们谈“发展”谈得还不够多。中国仍然在强调发展。中国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至少，我们仍在努力让“发展”这个议题持续存在于国际讨论中。
最后一点，我认为我们必须加强WTO体系及其能力，同时推动它创新，而不是绕开它。如果已经存在既定规则，就应当一致地执行这些规则。
当然，我们还需要升级和完善WTO，尤其应该从一些运行成功的诸边体系中吸取经验。例如，RCEP是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之一，成员包括东盟、澳大利亚、日本和中国；CPTPP则是另一套由中等强国推动的贸易体系，运行得很好，中国也希望加入。中国并不排斥这样的体系。
因此我认为，WTO也可以从这些地区性合作的成功经验中学习，然后把这些经验纳入WTO改革。
当然，WTO在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电子商务、数字贸易以及反塑料污染方面都需要进一步加强。2019年WTO公共论坛期间，我曾提出一项应对塑料污染的倡议。现在已有83个国家加入有关联合声明，其中包括美国、欧洲国家和中国。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围绕具体问题展开工作。
现在人工智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认为WTO应当参与其中，因为人工智能有时的发展已经出现相当程度的失控，我们需要采取措施进行规范。这些都是WTO可以做得更好、做得更多的领域。
中国加入WTO 25年以后，世界经济已经更加相互交织、更加一体化，但地缘政治竞争也明显加剧。多边主义并不意味着各国必须在每一个问题上达成一致，但我们至少应当能够共存。
所以，我非常高兴看到中美两国政府高层将在下周进行面对面交流。我也很高兴看到美中双方正在讨论取消各自约3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是积极的事情。
双方还谈到了投资机制。我希望投资委员会和贸易委员会这些机制能够真正落实，这样我们就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起点。
同样，我们也希望能够同欧洲朋友以及欧洲国家合作。我们之间并不存在其他特别重大的问题。大家都说支持多边体系，也都支持WTO改革。我们也都希望恢复WTO上诉机构的运转。所以，在很多问题上，我们其实是可以合作的。
最后，我想引用刚才提到的、WTO两天前发布的报告。WTO警告说，根据其模型测算，地缘政治碎片化可能使全球GDP下降5.1%，使全球出口下降18.6%。由此我们能够看到其中的危险。真正的“脱钩”将危及全球繁荣，这可能成为我们未来面临的最大风险。
所以我认为，我们必须维护WTO。它是全球经济治理历史上最优秀的制度创新之一，我们必须真正支持它。中国作为WTO的受益者之一，将继续支持WTO。我认为今天的讨论非常、非常有意义。谢谢大家。
马尔滕·斯梅茨（Maarten Smeets）
非常感谢，也感谢邀请我参加这场非常有意思、同时又极具现实意义的讨论。让我们看看，今天能否就未来方向提出一些想法和解决方案。我就从刚才你最后谈到的背景开始。
国际经济体系，或者说整个国际体系，目前正处于一个深刻转型期。地缘政治竞争非常激烈，同时还有经济碎片化、科技竞争、气候变化、人口压力以及不断扩大的社会不平等，这些因素都给国际体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事实上，所有这些问题彼此关联，不可能用单一的方法解决。我们必须以协调一致的方式来应对。
所以我要主张的是：国际合作应当加强，而不是削弱。
国际合作正在变得越来越困难，但它又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战略竞争正在塑造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各国政府也越来越重视国家韧性、经济安全以及技术主权。因此，合作与竞争越来越多地同时存在。这一点使我们围绕当今许多决定性挑战建立国际共识的努力变得更加复杂。
既然我们现在是在WTO，我简单谈两句WTO。
WTO在谈判以及改革议程方面仍然面临困难。争端解决机制也没有处于它本应处于的正常状态。围绕产业补贴、产业政策与补贴、数字贸易以及经济安全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关键技术、数字治理、网络安全、关键矿产供应链等新兴问题都需要新的合作方式，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如何开展这种合作。所以我的观点是：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有效的多边合作。
我想围绕今天的讨论提出几个要点。我会非常简短，这样第二轮时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展开。
首先，WTO是一个多边贸易体系，我们应当支持这一多边贸易体系，进一步深化它、加强它，并找到解决它当前所面临问题的办法。我们应该避免单边措施以及相互报复性的贸易措施。这样的做法会破坏长期谈判形成的权利与义务平衡，并且会造成经济损害。
第二点与第一点相关，就是保护主义。
大家都知道，保护主义不是未来的出路。我们需要在WTO框架内、在WTO规则框架下寻找各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而且我相信这是可能做到的。
我认为，我们不应回到20世纪80年代那种局面，当时各方与日本谈判自愿出口限制，也就是VER，以及有序营销安排，也就是OMA。那些措施经济成本高、效率低，也没有带来预期结果。
保护主义会给贸易和投资带来不确定性。我们稍后可以再讨论这些问题。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是最惠国原则，也就是MFN。
昨天我们已经就MFN进行了很好的讨论。我认为昨天讨论中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MFN不应以一种纯粹教条化的方式加以适用，而应该允许一定程度的灵活性。
我们已经看到，在WTO框架下进行的一些谈判中，MFN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例如《投资便利化协定》，其中一部分利益会扩展到并未正式加入该协定的国家；还有信息技术协定，也就是ITA等。所以，我们应该加强并继续适用MFN。
至于“产能过剩”，当然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而且可能并不存在一个明确答案告诉我们究竟应如何处理。WTO没有关于“产能过剩”的定义，我今天也不打算尝试提出一个定义。
但我认为，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回答。
根据WTO规则，我们可以处理产能过剩所产生的后果。现有规则中有一些可以适用，比如保障措施、国际收支措施，还有另外一些措施。
我知道这些措施是临时性的，同时还涉及补偿问题。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处理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也就是导致这些失衡、最终形成所谓“产能过剩”的深层原因。
谈到这里，当然就会涉及补贴问题。
大家在谈产业政策时，实际上想到的核心问题往往就是补贴。所以，我的下一个要点就是补贴。我们需要找到一种办法，更清楚地说明各种补贴究竟是如何发放的。我认为，在这一方面，也有必要看看其他国际组织正在做什么。经合组织（OECD）目前正在开展一些很好的工作，对补贴进行分析和记录。
我认为值得研究这些成果，因为它们能够较好地展示哪些国家或经济体在补贴什么，以及补贴规模是多少，这样我们就能够进行比较：这些补贴究竟是如何发放的？
我们必须确保建立某种程度的公平竞争环境。昨天的会议中我们也谈到了这一点。当然，说要实现公平竞争环境很容易，真正落实起来要困难得多。补贴是一个核心问题。
我的下一个问题是透明度。我们需要提高透明度，尤其是在补贴领域。许多代表团在讨论中都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不是所有成员都充分遵守透明度要求。比如，我们并不清楚各成员究竟通过什么方式进行了补贴。所以，我们应该加强有关纪律以及各种可以落实这些要求的机制。
倒数第二点，是加强WTO规则体系。
WTO更新规则的速度非常慢。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规则经常落后于现实发展。其实一直都是这样。这也是正常的，因为规则制定本身需要经历一个完整过程，而经济主体的行动速度往往比政策制定者更新规则的速度更快。
最后一点，我回到一开始谈到的问题：政策协调一致性。我认为，我们非常需要加强政策制定的一致性。G20成员和G7都已经强调了这一点。
最近在法国埃维昂举行的G7会议发表的声明中，这一点体现得非常明确：我们确实需要共同合作，而不是彼此对抗。各成员应努力寻找共同点。
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需要有效的多边合作。正如我之前所说，气候变化、全球卫生、金融稳定、粮食安全、移民、技术治理以及可持续发展，都需要集体行动。地缘政治竞争并没有减少我们对多边主义的需要。相反，它使国际合作变得更加复杂，同时也更加不可或缺。非常感谢。
埃尔维尔·法布里（Elvire Fabry）
大家早上好。
首先我要感谢王辉耀和苗绿，再次邀请我在WTO参加这样一场精彩的讨论。
到了WTO公共论坛的这个阶段，能够集中讨论一个具体问题其实非常有意思，因为过去几天我们已经讨论了太多不同的议题，也能够感受到不同场次的讨论和辩论正在朝什么方向演变。
所以现在尤其有意思。因为今天上午，我们刚刚讨论了“产能过剩”；昨天又讨论了产业政策、诸边主义。可以说，各种问题都出现了。而王辉耀刚才的发言也涉及了这些议题。
如果只选择一个我最想强调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怎样才能维持可持续的相互依赖？怎样才能继续维持相互依赖本身？
现在大家谈相互依赖时，越来越关注安全层面，也关注降低过度依赖的必要性。但全球贸易这座“大教堂”本身就是建立在相互依赖基础上的。那么，我们怎样才能避免单向依赖持续加深，进而造成全球经济中的宏观失衡？
是的，我们的确正在见证单边措施的大量增加。但也许首先应该区分不同类型的单边主义。有一种是进攻性的单边措施，以贸易逆差为理由，这类措施大家都很熟悉。还有防御性的单边措施，即为了应对前一种进攻性措施而采取的措施。
此外，也许还需要把它们同所谓“报复性单边措施”区分开来。这类措施是一些受到胁迫措施威胁的国家采取的。这是几种不同类型的单边主义。
大家还记得，十年前，我们都非常关注自由贸易协定的“意大利面碗效应”。当时大家讨论的是：这种现象会怎样影响WTO规则？会不会与维护多边规则形成竞争？
但是，“意大利面碗”中的那些自由贸易协定其实仍然是在继续构建共同规则。虽然规则数量增加了，但并没有造成那么严重的碎片化。而如今，随着单边主义上升，我们真正面临的却是更加严重的碎片化。这显然不是我们应该走的方向。
说到这里，我想直接进入你在问题中提到、王辉耀刚才也谈到的“产能过剩”问题。短期来看，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应对美国有关调查，而且这项调查涉及一长串国家。有关讨论仍然在用这一问题解释美国贸易逆差，并且也可能被用于推动管理型贸易。
但我们不应让这个短期问题耗尽我们全部的精力和创造力。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到更加宏观的图景上。这个问题背后真正涉及的是什么？
正如你说的，它没有一个法律定义，也很难从经济学角度进行准确衡量。今天上午我们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非常充分的讨论，相关争论实际上已经非常激烈。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关注一个真实存在的现象。的确有某些事情正在发生。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究竟是什么在制造会影响全球经济可持续性的重大失衡？
当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只为自身需求进行生产。如果这样做，那本身就与全球贸易的基本逻辑矛盾。所以，这不是一个正确的分析角度。
但我们可以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出口在短期内突然激增，并对第三国直接产生负外部性。另一种则是一种更加结构性的现象，对第三国产生系统性影响。
我们可以从原因入手。我们可以研究并尝试识别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事实上，我们相当清楚，这最终会把我们带回到“公平竞争环境”的问题。也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关注的竞争问题。其中包括补贴的使用问题。
而且问题不仅仅在于“是否使用补贴”，还在于补贴规模不断扩大、补贴形式越来越多样化，以及我们怎样才能把这一整体现象纳入分析框架。
我们还面临汇率问题，比如货币低估。相关因素还有一长串。现在，OECD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都发布了新的数据，为这些讨论提供了更多信息。
但事实上，与其把注意力放在“产能过剩”这个概念上，我们也许更应该关注生产集中度。与其一直盯着“指向月亮的手指”，不如直接看“月亮”本身。我们面临的真正挑战是生产的高度集中。
王辉耀，你刚才提到了一些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数字，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在全球生产中的领导地位以及中国所占比重的上升。
真正有意思的并不是那个总量数字，也就是大家经常提到的“中国占全球制造业30%到35%”。更值得关注的是一些特定行业、一些关键技术。在这些领域，中国所占比重可以达到70%、80%甚至90%。
而且这不仅仅涉及关键零部件，比如大家都很熟悉的关键矿产和稀土，也包括生物技术领域的一些关键组成部分。在这些领域，即使中国并没有形成垄断，中国所占生产份额也已经非常大。这会把我们带向什么结果？
因为我完全听到了关于“发展”的论点。我们当然必须关注全球发展，也需要一种双赢战略。但供应产品本身并不等于支持发展。发展还依赖于生产能力自身的发展。一个国家成功发展出能够向世界其他地区供货的巨大能力，本身当然是一项重大成功。
我们知道，这种成功其中一部分来自竞争扭曲，而且这些因素已经被识别得相当清楚。我们不应该躲在一些词语背后回避现实。但另一方面，这种成功也来自极其激烈的竞争，也来自很多其他因素。所有这些因素共同使中国的发展模式成功建立起令人惊叹的创新能力。而且这种创新还会继续加速。
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是今天某些行业中的生产能力问题，更重要的是未来两年、三年会发生什么。所以，我们需要形成某种共同理解，也需要共同发挥创造力，重新为我们的相互依赖建立一种可持续性。我们不能在不知不觉中不断加深对某一个非常优秀、非常高效供应商的依赖。
当然，如果我们只谈气候变化，只谈全球公共产品和紧迫性，那么我们越快得到最需要的技术供应当然越好。但如果我们讨论的是其他所有关键领域，那么这种结构显然不可能完全可持续。所以，如果我们希望尝试衡量和思考未来的影响，就应该关注生产集中度。
你刚才还提到了比亚迪（BYD）的模式。比亚迪的模式非常有意思，恰恰因为它控制了整条供应链。从效率角度来看，这可能非常成功，但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来说，它也可能构成一个问题，因为其他企业几乎无法进入这条供应链。这样就无法真正保持相互依赖和相互融合。
所以最后我还是想用“相互依赖”这个词作总结。我认为，与“产能过剩”相比，我们也许更需要关注的是生产集中度。而且，我们不应该把这个问题看成一个双边挑战，而应该看成一个全球挑战。我们确实需要在WTO架构之内，通过各种可能的手段来处理这个问题。谢谢。
纪文华
非常感谢给我发言机会。今天能够来到这里分享一些观察，我非常高兴。为了节省时间，我会尽量把发言控制得简短，同时尽可能清楚地表达我的主要观点。结合刚才关于单边主义和多边贸易体制的开场讨论，我想分享一些总体性的观察。
总体而言，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法治，符合所有WTO成员的利益。尤其是对绝大多数中小型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一点更加重要。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首先，我想从一个非常基本的观察出发：贸易单边主义的兴起和蔓延，不仅损害其他贸易伙伴的利益，而且从实践来看，也很少真正给发起和推动这些措施的国家带来实际好处。
所以，这种对国际经贸秩序造成的破坏最终形成的是一种“三输”局面。它损害这个体系，损害其他国家，最终也会伤害采取这些措施的国家自身。
那么，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我想提两三点。
第一，坚持现有规则，而不是让政治凌驾于规则之上。
我们应当维护现有WTO规则体系的基础和框架，并把它作为判断各种单边贸易措施性质的首要依据，而不是让贸易问题被过度政治化。
按照我个人的观察，WTO现有的贸易规则覆盖货物、服务和知识产权，此外还有提出和讨论贸易关切的机制，以及争端解决程序。如果各成员能够充分、积极并以善意方式利用这些机制和现有规则，那么绝大多数所谓“贸易关切”其实都能够得到处理。
如果某一个或个别主要大国因为国内政治或者地缘政治原因，不愿意通过现有多边体系处理这些关切，反而诉诸大规模单边措施，我认为，无论大国还是中小国家，都应该通过多边方式反对和制衡这种做法，而不是继续姑息和容忍。
过去一年多以来，按照我的观察，WTO广大成员以及WTO整体并没有把应对个别主要大国的系统性单边主义作为核心优先事项。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因为这说明，从某种程度上讲，很多成员在口头上非常强调对多边主义的承诺，但在实质行动方面却做得远远不够。
例如，我们现在正在讨论对这一体系的威胁。那么，对当前体系最主要、最重要、或者说最实质性的威胁究竟是什么？并不是中国采取的措施。而是其他国家所采取的措施。但大家看看这几天WTO公共论坛众多场次的议题，我并没有看到很多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讨论。
所以我要讲的第二点是，我们应当抓住WTO改革的机遇。我会尽量简短，因为WTO改革议程可以包括体系性问题，也可以探索如何扩大政策空间。
正如斯梅茨（Smeets）博士和王辉耀博士刚才提到的，我想建议WTO成员更加重视WTO改革本身所提供的机会。目前已经取得一些进展，但迄今为止的成果仍然不足以满足当前贸易格局变化的需要。
为了推进WTO改革，我认为，包括中国、美国、欧盟以及其他很多参与方在内的主要经济体，都应该作出贡献，也需要作出一定牺牲。你不能只依赖别人作出贡献来拯救这个体系。每一个人都应该发挥作用、作出贡献。最终，我们大家都会受益。
第三点，我认为WTO成员应该努力恢复争端解决机制的正常运转。
我不是说必须原样恢复过去的全部机制，但我们必须找到一种办法，让争端解决体系重新具备实际功能。在当前情况下，各成员尚未就新的多边争端解决安排达成一致，上诉机构也仍然无法运转。
我认为，作为一种过渡性解决方案，更多成员应该认真考虑加入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也就是MPIA。即使那些目前还不准备加入MPIA的成员，至少也应该承诺避免所谓“上诉到虚空”——也就是明知道上诉无法得到审理，却仍然提出上诉，纯粹为了让专家组裁决失去法律效力或者被暂停执行。
这当然不是一个理想解决方案。但在我看来，那些既不加入MPIA、又不愿作出上述承诺的成员，实际上也在以自己的方式破坏多边贸易体系。所以我想敦促他们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要么加入MPIA，要么自愿声明，一旦专家组裁决作出，就接受这一裁决。
最后作为总结，我认为，单边主义没有真正的赢家。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符合包括中国和欧盟在内的主要成员的长期战略利益。我非常赞同王辉耀博士刚才的观点。在当前这个关键时刻，欧盟和中国承担着特别重要的责任，应当共同努力挽救WTO体系。
当然，这还需要其他主要参与方的支持。但这两个主要参与方既拥有实力和影响力，也有这样的意愿。问题在于，它们能不能真正开展合作，共同挽救多边体系。
以上就是我想说的内容，也期待之后进一步讨论。谢谢。
苗 绿
谢谢纪文华教授。
刚才，我们已经完成了第一轮讨论。实际上，正如埃尔维尔·法布里（Elvire Fabry）博士刚才谈到的，也许我们应该用一种更加宏观的视野来看待WTO和多边贸易体系面临的所有挑战。
所以，我最后想向所有嘉宾提出一个共同问题：
各国可以采取哪些共同而务实的行动，限制单边贸易措施，重启WTO争端解决机制，并制定以事实为基础的产业政策规则，以保护多边贸易体系？
我们可以尽量简洁一些，每位嘉宾用一到两分钟回应。谢谢。
王辉耀
好，我先开始。我认为，今天这场会议非常好，WTO政策界的各方人士都参加了。
针对你刚才的问题，我认为，WTO可以做的一件事情，是像埃尔维尔·法布里（Elvire Fabry）刚才讲的那样，以更加宽广的视野进行研究。对中国以及其他国家来说，也许我们都应该开展一些新的研究，形成一些新的思考。例如，我们怎么看中国？
中国加入WTO已经25年。在这25年中，中国形成了一种混合型经济体系，主体上是私营部门，同时还有规模可观的外资企业，以及一些国有企业承担国内公共产品职能。
过去并没有真正出现过这样的体系，但这种模式未来也许可以成为一个值得参考的案例。这样一种体系为什么能够推动中国如此快速的发展？其中有没有一些经验值得总结？这是我想提出的第一点，也许未来值得进一步研究。
第二，当我们谈到中国时，经常会谈补贴、“产能过剩”等问题。
但有一点可能没有得到足够关注：中国现在已经变成了“世界工厂的工厂”。过去我们说中国是世界工厂，好像中国负责生产、其他国家负责消费。现在，中国已经变成了“世界工厂的工厂”。例如，在中欧贸易中，大约一半、约2600亿美元实际上属于中间产品。很多欧洲汽车制造商在中国大量采购零部件，然后生产汽车并销往全世界。
最近，大众（Volkswagen）、宝马（BMW）和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都续签了它们在中国的大型合资伙伴关系，延长20年、30年甚至40年。所以，它们希望继续留在中国。
中国已经成为这些跨国公司的“健身房”，因为如果它们想在全球市场保持竞争力，就必须先在中国市场竞争。
第三点是投资便利化。
中国希望到很多其他国家投资，但由于缺乏信任、地缘政治因素，以及对几乎所有问题都出现了“过度安全化”，这些投资很多无法发生。中国希望投资，希望创造工作岗位和就业，但实际上受到了很大阻碍。那么WTO能不能在这方面做些什么？
另外，我认为中国已经取得了一场绿色革命的成功。中国可能占到全球绿色能源生产的60%到70%。所以我认为，中国和欧盟可以开展合作。欧盟目前能源短缺、成本很高，这将严重影响欧洲未来的发展。
中国和欧盟能不能一起到非洲建设大型太阳能电站，然后把这些电力稳定输送到欧洲，同时配合其他能源来源，让欧洲用电成本降低到现在的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这将是一种非常好的合作。
我们还需要讨论另一个问题，也就是“产品中国制造、利润却留在中国以外”。苹果（Apple）80%的手机是在中国生产的。从名义贸易统计来看，中国因此记录了很大一部分贸易顺差，但利润并没有留在中国。中国得到的可能只是劳动力成本。特斯拉（Tesla）以及很多其他公司也是如此。
但目前并没有真正对这一问题展开这样的研究。大家只是看到中国存在巨额贸易顺差，但这些利润实际上流向了其他地方。我们真的认真研究过这个问题吗？
还有一点我想说，美国其实是全球最大的“美元出口国”。美国拥有巨额美元“顺差”。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和其他债券，而美国目前累积了大约40万亿美元债务。中国也许拥有很大的货物贸易出口顺差，但美国则拥有巨大的美元“出口顺差”。那么，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需要认真思考。
欧洲其实也是一样。欧盟对中国存在贸易逆差，但欧盟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总体是大量顺差。所以，我们需要弄清楚这些关系。
中国现在给予70个国家零关税待遇。那么，美国、欧盟、日本以及未来所有跨国企业，能不能到非洲投资，在那里设立制造业，然后以零关税向中国出口？这也许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另一种办法。
所以，也许我们需要真正打开思路，做得更多。我就讲到这里。谢谢。
马尔滕·斯梅茨（Maarten Smeets）
好的，我会非常简短。当然有很多内容值得讲，从刚才那一轮发言中大家也能看出来。但我认为，正如埃尔维尔·法布里（Elvire Fabry）刚才所说，我们应该更加具体地关注那些真正产生摩擦的领域。
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就是补贴。我们应该讨论不同贸易伙伴如何制定产业政策，实施哪些类型的补贴计划，以及这些补贴计划会产生什么样的外溢效应。我们不仅需要知道给予了什么补贴，还需要知道这些补贴产生了什么结果，以及它们会对第三方产生什么影响。这是第一点。
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和中国之间存在双边讨论，美国和欧盟之间存在双边讨论，欧盟和中国之间也存在双边讨论。但这些讨论实际上存在很多共同点，完全可以把它们放到同一个更广泛的讨论之中。
事实上，中欧之间正在进行的讨论可能就是一个不错的例子。双方正在聚焦一些关键问题，以及一些具有特殊重要性和优先级的产业。但这些领域中的很多问题其实并不只涉及中欧，同样涉及其他国家。
我最后一点是，所有这些讨论都应该放在多边框架内展开。它们不应该只在双边层面进行，最后导致整个体系进一步碎片化。WTO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讨论平台，尤其是在补贴问题上。我就讲到这里。
埃尔维尔·法布里（Elvire Fabry）
我想简单回应一下你刚才讲的70个国家享受零关税的问题。
我只想提醒一点：欧盟其实已经几十年对最不发达国家实行零关税了。中国现在也在朝这个方向发展，这正是我们能够形成趋同的地方，因此非常重要。
当然，所有这些问题现在都变得越来越复杂。因为我们面对的不再仅仅是贸易问题，我们还在面对产业政策，以及贸易与产业政策之间的交叉关系。所以，我的意思是，这个问题的范围其实已经超出了WTO传统意义上的职权范围。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说，需要在WTO层面加入一些关于气候变化、关于发展的讨论。现在产业政策这个维度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我们真正试图判断未来应该朝什么方向发展、将来会朝什么方向发展之前，也许首先应该看看目前正在朝什么方向发展。而且，情况也许并没有那么糟糕。我们一直在非常深入地讨论——
纪文华
面对美国的贸易措施，中国确实采取了很多报复措施或者反制措施。但采取这些报复或反制措施的目的，是试图恢复某种平衡，恢复相互尊重和公平。
所以，采取报复措施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报复”本身，而是为了恢复此前存在的平衡。这是我想说明的一点。
中国当然希望拥有一个更好的多边体系，但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有时不得不先采取一定措施，对来自其他国家的一些不必要、不公平的贸易胁迫进行反制。谢谢。
现场观众
过去十年来，比如在补贴委员会中，曾经有过一些讨论“产能过剩”的尝试。如果我的理解正确，中国的立场一直是：“我们实际上无法在这里处理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甚至不知道‘产能过剩’究竟是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定义它。”
所以我想请问各位发言人，你们怎么看中国目前是否已经准备讨论“产能过剩”以及它产生的原因，也就是刚才一些参会者提出的问题？中国是否已经准备好在WTO讨论这些问题？
马尔滕·斯梅茨（Maarten Smeets）
我的核心观点是，WTO现有规则已经允许你处理“产能过剩”所造成的后果。这就是我的观点。
我刚才还说，也许导致“产能过剩”的原因与补贴计划有关。所以我的意思是，目前并没有一个“产能过剩”的定义。
我本身并不是建议把“产能过剩”作为一种现象本身拿出来讨论。但是，“产能过剩”所产生的后果是一回事。另一方面，我们还要问，它的原因是什么？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很多，补贴计划是其中之一。
但正如你刚才提到的，还有一整套其他因素，例如生产规模以及国内消费不足等。所以，它并不完全是一个纯粹的WTO问题。但是，WTO能够研究的一个方面，就是究竟有哪些因素会导致所谓“产能过剩”，其中包括补贴计划。
（本文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CCG 图书
● 出版 | 施普林格·自然集团
● 编著 | 王辉耀、苗绿
图书介绍
“中国与全球化”系列丛书（China and Globalization Series）由CCG主任王辉耀博士、秘书长苗绿博士主编，旨在汇聚全球多元视角，探讨与中国及全球化相关的问题，剖析中国崛起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阐述中国在全球治理、全球经济、全球发展及全球安全领域所扮演的角色。该丛书首次汇集了来自中国及世界各地的200多位具有高度影响力的全球意见领袖、前政要、大使、知名学者和智库专家、跨国公司CEO以及外国商会代表的观点，打造一个平衡的全球视角。自2021年迄今，该丛书已出版11部，电子书下载量累计超过663万次，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和广泛讨论。为方便广大读者阅读，该丛书主要以“公开获取”的方式出版，读者可以在出版方Springer网站上免费下载几乎全部书籍。
● 图书链接……
● 出版 | 中信出版集团
● 作者 | 王辉耀，苗绿
图书介绍
《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首先梳理了全球化的变迁与理论发展，从技术与人本等新的视角观察全球化，并做出全球化的界定，总结了后疫情时代新型全球化具备的特征，然后对中国融入全球化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全面总结，用数据与事实说明，中国正在从全球化的受益者发展为反哺者，正在通过自身发展推动全球化进程，并尝试承担起更多国际责任，为全球治理创新贡献方案。作者对全球化发展的理论和文献做了梳理，回顾了全球化在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历程，指出全球化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本书从第四章开始，两位作者对中国推动全球化实现包容性和公平性发展的路径进行了探索，通过发挥中国的优势和特点，让中国为全球化发展注入新动力。作者基于长期的研究以及与国内国际、官产学各界有影响力重要人士的对话交流等，对中国的全球化发展路径及全球治理创新等形成了新的思考，提出中国推动全球化发展的三大支柱与七大路径。
● 出版 |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 作者 | 王辉耀
图书介绍
本书深度剖析了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的角色演变与抉择，及其对全球未来的影响。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了中国融入全球化的历程，展示了中国从一个封闭的农业国家逐步转型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过程。书中详细探讨了中国在贸易、投资、跨国企业崛起等方面的角色变迁，以及教育、人才和文化纽带在这一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第二部分探讨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及其对全球治理的影响。作者分析了中国在多极化世界中的地位变化，风云激荡中的中国外交，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以及中国在崛起的、更加一体化的亚洲中的角色。同时，还讨论了中欧关系的发展与挑战。第三部分审视了多边主义面临的挑战和改革。书中探讨了如何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寻找自由贸易的发展方向，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通过这些讨论，展示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积极参与和贡献。
● 出版 |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 编著 | 王辉耀、苗绿
图书介绍
《对话世界：理解新时代的全球化》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全球化发展史”回顾了全球化的历程，从古代贸易到现代经济转型，探讨了全球化的起源与演变。通过与耶鲁大学教授瓦莱丽·韩森、《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和《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的对话，揭示了全球化的多层次发展。第二部分“弥合全球不平等与赤字”探讨了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和治理赤字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巴黎和平论坛主席帕斯卡尔·拉米、亚洲协会副所长温迪·卡特勒等嘉宾，分享了他们对全球经济不平等、贸易体系和制度改革的看法。第三部分《权力转移与大国关系》分析了21世纪的权力转移和大国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的复杂性。通过与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桑顿等专家的对话，讨论了大国竞争、合作以及全球治理的未来。
● 出版 | 中信出版集团
● 编著 | 王辉耀
图书介绍
作为海内外决策层和广大公众理解中美关系时广泛引用的框架，“修昔底德陷阱”将成为未来几十年对全球秩序有决定性影响的问题。在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的对话中，格雷厄姆·艾利森就中美关系和中美地缘政治竞争、中国崛起、美国外交政策、美苏关系、全球地缘政治、核武器、朝鲜问题、新冠疫情及影响等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全面、系统性地展示了艾利森对“修昔底德陷阱”和中美经济、金融、科技、军事、外交等多个方面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和竞争的看法；深入而透彻地分析了中美双方实力的变化，以及发生战争的风险；坦诚而直率地提出了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方法和建议。
● 出版 | 中信出版集团
● 作者 | 王辉耀，苗绿
图书介绍
《我向世界说中国》是由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和秘书长苗绿基于“世界新格局下的中国对外叙事及话语权重塑”问题研究的重要成果，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据悉，该书讲述了全球化智库近年来立足芒克辩论会、慕尼黑安全会议、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论坛等知名国际舞台，与各国政商学界知名人士畅谈国际时局与未来趋势，回应各方对于中国的关切和质疑，诠释中国的发展模式，降低外界对中国的误解，通过多层次、多主体、多元化、多渠道国际交流及传播，以全球视野讲述时代中国，积极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生动故事。同时，本书立足国际形势变化和全球传播新格局，针对中国应当如何开展对外交流和传播工作、如何创新外宣方式讲好中国故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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