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5月19日，武汉，湖北省军区大院里，一辆救护车缓缓驶出。车上的罗厚福已经病重，机关干部站在路旁，谁也没有说话。这个从大别山硝烟中走出来的老战士，临终前仍牵挂着一桩二十多年前的旧事。
那件事，直接影响了他后来在军队中的职务和待遇，也使这位长期担任重要领导工作的老同志，在1955年授衔时只被授予大校军衔。
罗厚福是湖北红安人。1927年，19岁的他参加革命，后来进入李先念领导的部队，先后担任基层指挥员。两人同乡，又共同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关系并不只是上下级，更有一层并肩作战的信任。
1932年，李先念率红军主力离开大别山，罗厚福奉命留下，坚持敌后斗争。那段日子极其艰苦，部队远离主力，补给困难，敌人反复搜捕。罗厚福依靠群众掩护，带着队伍在山地间周旋，保存了革命力量。
有意思的是，罗厚福并非只会打硬仗。他熟悉地方情况，也懂得怎样把部队和群众连在一起。正因为如此，抗战开始后，李先念率部挺进鄂豫边地区，罗厚福领导的地方武装很快与主力会合，成为坚持敌后抗战的重要力量。
1939年春，新四军抗日游击第六大队成立不久，奉命向陂孝地区推进。行军途中，罗厚福遇到了一个熟悉而危险的人物——丁少卿。
丁少卿曾在红军队伍中任职，后来投降国民党，凭借熟悉我军情况，参与搜捕伤病员、地下人员和革命家属。对这样的叛变者，罗厚福早已深恶痛绝。经过商议，丁少卿被捕，随后被秘密处置。
事情很快传到国民党方面。对方借两军合作抗日为名，要求追查凶手。李先念当时正在开展统战工作，也被对方当面提出了这个问题。
回到部队后，罗厚福主动说明情况，并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这件事是我主张的，若有不妥，不要牵连其他同志。”
李先念没有责怪他，反而打趣道：“你这个罗厚福，怎么像个小媳妇？”
这句话表面轻松，实际是给老部下吃了一颗定心丸。对于叛徒和破坏抗战的人，不能只看表面上的合作形式，更不能拿原则去交换一时的安稳。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罗厚福时任汉江军区司令员，按照部署率部转移。原本，他的部队准备向四川方向行动，后来接到命令，立即返回鄂西北，配合王树声等部坚持斗争，并担任鄂西北军区副司令员。
这样的资历和战功，在许多老同志看来，授予中将并非没有依据。然而1955年实行军衔制时，罗厚福获得的却是大校军衔。更让一些老战友难以理解的是，曾经受他提携、甚至被他救过性命的部下，后来已经成为中将，职务也超过了他。
罗厚福自己却很少谈这件事。
当年，一位曾被他从战场上背出来的老部下到武汉看望他。见到他的肩章后，对方十分意外，忍不住说：“论资格和贡献，这个安排似乎不相称。”
罗厚福只是笑了笑：“军衔又值几个钱？”
随后，他谈起那些没能活到胜利的老乡。和他一道参加革命的二十多人，大多倒在了战争年代。罗厚福认为，自己能够活下来并看到革命胜利，已经比许多人幸运得多。这样的回答，不是没有委屈，而是把个人得失压在了牺牲者的名字之下。
但他心里真正放不下的，还是1951年的处分。
当时，军分区筹办工厂，罗厚福在会上号召干部拿出个人资金作为垫资。工厂有了收益后，出资干部得到了一定利息。此事后来被认为在处理公私关系和财经纪律方面存在问题。
另一件事也引发了争议。战争年代，一名地方保长曾冒险保护革命人员，为部队和地下工作人员提供过帮助。解放后，由于相关情况没有及时核实，当地准备追究他的责任。罗厚福认为，不能把历史贡献一笔抹掉，便提议将其安排到烟厂工作。
在当时的政治和组织环境下，这两件事被合并审查。罗厚福多次作检讨，受到批评，后来受到行政降职和党内警告处分。事情表面上过去了，疑问却没有真正消失。
妻子发现，他那段时间明显沉默了。有人替他打抱不平，劝他找李先念说明情况，老战友也愿意作证。罗厚福没有答应，只说：“这么一点事，不值得惊动老首长。”
当妻子提到他的部下已经担任更高职务时，罗厚福反而严肃起来，批评她不该只看个人待遇。不得不说，这种克制既体现了他的党性，也使那桩旧案长期停留在他心里。
1975年5月19日，罗厚福被送往医院。湖北省委负责人赵辛初前去看望，他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却仍在询问全省生产工作。两人谈了约三个小时。
赵辛初离开后，罗厚福的病情迅速恶化。妻子俯身贴近他的嘴边，听见了他断断续续的遗言：
“希望组织把五一年的问题搞清楚。”
这句话，是一名老兵留给组织的最后请求。军功、肩章和职务都已成为身后之事，唯有那段没有彻底厘清的经历，陪伴他走到了生命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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