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4年，北宋江宁府，20岁的王安石迎来了长子王雱。那时的王安石刚踏上仕途，正准备赴扬州任职，家中添丁与初入官场撞在一起，像是两条刚刚展开的人生道路。
王雱自幼聪慧，却不是那种只会背书的孩子。传说客人指着獐、鹿问他分别是什么，他答道：“獐旁边是鹿，鹿旁边是獐。”这份机敏，未必足以证明神童，却能看出他反应极快，且不肯落入寻常答法。
十三岁时，王雱听人谈到青海蕃部，又忧虑西夏若取得当地，便会形成边患。他年纪不大，关注的却已不是家中琐事，而是边疆、军力与国家格局。《宋史》称他未满二十岁，已经写下数万言，可见读书用功并非一时兴起。
遗憾的是，聪明与强健从来不是一回事。王雱自幼体弱，稍受风寒便生病，长期少有户外活动，身体越发羸弱。与此同时，他性情刚烈，议论政事时锋芒很重。赞成他的人觉得这是胆识，反对者则认为他过于意气。
这种性格，在书斋里是锐气，放进官场便可能变成祸端。王雱二十三岁考中进士，朝廷授予宣州旌德县尉。这个职位虽然不算显赫，却是了解地方事务、磨炼行政能力的实际起点。
王雱偏偏看不上。他不愿前往赴任，认为自己不该从小官做起。《宋史》说他“气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这句话很重，也很传神：他不是没有才华，而是对基层历练缺少耐心。
王安石没有把儿子强行推去任职，反而设法为他寻找更合适的位置。这里面既有父亲对儿子的疼爱，也有王安石自身的判断。他认为王雱才思敏捷，应该进入更接近朝廷决策的地方，却低估了儿子的锋利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宋神宗即位后，改革意愿迅速增强。王安石受到重用，王雱也由此进入政治核心附近。他替父亲整理文稿、撰写策论，并参与《诗义》《书义》等经义著作。宋神宗曾召见王雱，后来授予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等职，足见其才学受到重视。
有意思的是，王雱并非单纯的“陪读儿子”。他确实提出过不少政见，也确实影响了王安石。问题在于，改革不是文章竞赛，地方财政、百姓生计、官员操守，任何一环出现偏差，纸面上的好主意都可能变形。
熙宁年间，青苗法、免役法等新法相继推行。新法有增加财政、整顿役制的一面，也在执行中出现地方官强迫征收、急于求成等问题。王安石用人不慎，吕惠卿等人的权力扩张，又使改革阵营内部渐生裂痕。
王安石一度罢相前，曾向宋神宗推荐吕惠卿。后来两人关系恶化，吕惠卿为巩固自身地位，开始牵制王安石及其家人。王雱得知叔父王安国受牵连，自己的任命也遭阻挠，便通过邓绾上疏弹劾吕惠卿。
这一步极不谨慎。
王雱没有先与父亲商量，而是直接把父辈之间的政治冲突推到了台前。吕惠卿随即反击，拿出王安石写给自己的私信，其中有“无使上知”等字样。宋神宗最忌讳臣下隐瞒，君臣之间原本就存在的裂缝，很快被彻底撕开。
从此，王安石失去了皇帝的充分信任，王雱也不再是那个受召对谈、前途看好的年轻官员。父子二人本想借改革施展抱负，却因用人、权力和性格纠葛，反过来彼此牵制。
王雱身体本就不好，政治风波又使他长期忧愤。1073年前后，他病势加重，逐渐淡出政务。1076年，王雱因“疽发背”去世，年仅三十三岁。王安石当时五十二岁，白发人送黑发人，打击可想而知。
关于王雱“发疯”、妻子改嫁、逼死幼子等说法，后世流传甚广，却缺乏可靠依据，更多像是反对王安石者编织的攻讦故事。传为王雱所作的《眼儿媚》，也说明他晚年并非传闻中那样失去神志。
王雱之死没有立即终结王安石的政治生涯，却让这位变法主持者更加孤立。1085年宋神宗去世，年幼的宋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司马光重新执政，新法很快被大幅废除。王安石遭受连续打击，于1086年病逝，享年六十六岁。
王雱不是没有才华，王安石也不是不懂政治。真正致命的地方，在于天才少年过早进入权力中心，跳过了地方历练，又把个人性情带进复杂的官场。父亲给了他一条捷径，捷径抵达高处，也让每一步失误都更难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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