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23日，香港，记者格伦·格林沃尔德和尤恩·麦卡斯基尔还在寻找一名神秘线人，而斯诺登已经登上了飞往莫斯科的航班。几天前，他们在一间旅馆里见面，接头标志不是暗号纸条，也不是特殊手势，而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魔方。
这个细节听起来有些滑稽，却正好符合当时的处境。斯诺登手里的材料足以震动美国情报体系，任何一次暴露，都可能让采访变成逮捕行动。记者需要找到他，又不能在旅馆里四处打听；斯诺登想传递文件，也必须确认来人不是监视人员。
格林沃尔德后来回忆，斯诺登要求他们先到旅馆三楼，寻找一处特定地点，再大声询问餐厅怎么走。记者按照安排进入房间时，看到一名年轻男子手里拿着魔方，答案便已经很清楚了。
“你们是来找我的记者吗？”
“如果你手里拿着魔方，那应该就是你。”
这几句简单对话背后，是一场极其谨慎的交接。斯诺登还会用红色外套遮住头部和电脑，输入密码时格外小心，担心窗外有人窥视，也怀疑房间里可能藏有偷拍设备。对一个掌握大量机密文件的人来说，神经紧绷并非多余。
斯诺登选择香港，并不是因为那里绝对安全，而是认为这里相对独立于美国及其盟友体系，便于争取时间。2013年5月底，他以旅游者身份抵达香港，先住进尖沙咀一间酒店。此后，他在律师田光誉等人的帮助下，辗转藏身于数个普通家庭。
收留他的人，大多并不知道真实身份。一名斯里兰卡男子第一次见到斯诺登时，怀里还抱着一岁的女儿。斯诺登剪着短发，神情紧张，对方一度以为他是军人。直到第二天买回报纸，家人才知道眼前这个沉默的客人，正是美国媒体追逐的对象。
他在这户人家住了大约一周。发现附近巡逻增多后，斯诺登没有多作解释，只留下200美元便离开。后来，他又藏在一个菲律宾家庭中，女主人从报纸上认出他的身份，并要求查看护照。四天后，他再次转移。
还有一次，他在一名斯里兰卡人家里只住了一晚。房间狭小，没有窗户，生活条件谈不上舒适，却可能减少被发现的风险。有意思的是，这些普通居民并非情报人员，他们提供的帮助往往只是买饭、腾出一张床，甚至不知道自己卷入了怎样的国际事件。
斯诺登真正担心的，不只是美国警方，而是美国情报机构掌握的追踪能力。美国政府后来指控他窃取政府财产、未经许可披露国防信息，并依据《间谍法》提出指控，并没有正式以“叛国罪”起诉他。准确区分这一点，才能看清案件的法律性质。
他曾在美国陆军服役。2004年，21岁的斯诺登入伍，希望成为特种部队成员，却在训练中摔断双腿，随后退役。凭借计算机技术，他进入国家安全局承包体系，后来又在中央情报局从事信息技术安全工作。正是这些经历，让他接触到美国情报系统的内部运转方式。
2013年6月，英国《卫报》陆续刊出相关材料，披露美国政府大规模收集电话记录，并介绍名为“棱镜”的秘密监控项目。文件显示，多家大型网络企业被列入相关材料之中，但企业方面对政府获得数据的范围和方式提出过不同解释。争议的核心，不只在于某一份文件，而在于国家安全与个人隐私的边界究竟由谁划定。
美国方面认为，这些措施是为防范恐怖袭击，并得到多个部门和法院机制支持。斯诺登却认为，秘密权力一旦缺乏足够监督，就可能从反恐工具变成覆盖普通人的庞大体系。两种立场正面相撞，才使这起泄密案远远超出个人逃亡的范围。
6月21日，斯诺登在香港度过30岁生日。两天后，他离开香港前往莫斯科。美国随后撤销其护照，使他无法继续正常旅行。抵达莫斯科后，他长期停留在谢列梅捷沃机场的转机区域，向多个国家提出避难请求。
这段旅程并不只是电影式的紧张追捕。斯诺登还曾通过朱利安·阿桑奇及维基解密方面寻求协助，最终获得前往俄罗斯的通道。2013年8月，他得到俄罗斯临时庇护；2020年10月，俄罗斯方面批准其永久居留许可。此后，他与林赛·米尔斯组建家庭，并出版回忆录、参与有关网络监控的公开讨论。
斯诺登始终表示，希望有一天能够回到美国，接受一场公正审判。只是从香港旅馆里那个握着魔方的年轻人，到长期留在俄罗斯的泄密者，这个愿望至今仍停留在法律程序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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