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3月，北京，病床上的陈永贵牵挂的不是个人名声，而是即将参加高考的小儿子陈明亮。这个细节，后来随着陈明亮接受采访，才让外界知道：父亲临终前留下的遗嘱，确实曾经改过一次。
遗嘱为何要改？事情还得从陈永贵一生最看重的两个字说起：集体。
在成为国务院副总理之前，陈永贵只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的一名农民干部。真正让他走出大寨的，是1963年那场接连不断的灾害。
那一年，大寨先后遭遇干旱、洪水、风灾、冰雹和霜冻。尤其春季洪水，正赶上播种时节，农田受到严重破坏。按常理说，灾年减产已是难免，可大寨人没有坐等救济，而是组织起来修沟、垒坝、整地，硬是把生产恢复起来。
据当时的材料和相关回忆，大寨当年粮食亩产达到704斤，总产量约56万斤，并向国家交售了24万斤商品粮。数字背后，是全村人长时间的苦干，也让“自力更生”成为大寨最鲜明的标签。
陈永贵的特别之处，不只是能带人干活，还能把乡亲们的做法讲清楚。他在各地作报告时，很少说空话，讲的多是修梯田、抗灾害、保生产这些具体事情。听众觉得实在，干部也认为这套经验值得研究。
1963年底，中央和地方干部陆续到大寨考察。有人评价陈永贵虽是农民，却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和现场判断力。大寨的名声由此不再局限于昔阳，陈永贵也逐渐进入更高层的视野。
1964年，他参加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并受到周恩来接见。会后，陈永贵还参加了毛泽东的生日宴会。面对这样的场面，他显得拘谨，几乎没有动筷子。毛泽东见状，曾招呼他不要客气。
这段经历对陈永贵影响很深。此后，他的职务不断变化，先后担任昔阳县、大寨所在地区以及山西省的重要职务。到1975年，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负责农业方面的工作。
职位变了，穿着和习惯却没有完全改变。出席会议时，他仍常以白毛巾包头，保留着农民装束。有人觉得这身打扮特殊，他自己却认为，农民干部进了人民大会堂，也不该忘记自己从哪里来。
陈永贵对家人的要求同样严格。他反对走后门，也不赞成子女借父亲的职位谋求便利。几个孩子中，只有陈明亮因年幼、随父亲到北京生活，后来保留了北京户口。其他家人仍与大寨保持着联系。
这种做法并非一句口号。家里粮食紧张时，陈永贵宁愿让孩子吃白面，自己和妻子吃杂面。回到大寨，他也会下地劳动，村里人不称他副总理，而是照旧叫他“永贵大叔”。
有一次，妻子宋玉林做了白面饭，陈永贵把饭分给孩子们。她问：“你也吃一点吧？”他只说：“孩子正在长身体。”
这类家庭琐事，反而比许多公开讲话更能说明他的性格。他可以接受组织安排，却不愿把权力变成家人的特殊待遇。也正因为如此，临终前的那笔钱，才出现了矛盾。
陈明亮回忆，父亲去世时留下的积蓄约8300元，其中包括土地改革时期房屋折价所得的3000多元，以及多年积攒下来的钱。按照陈永贵原先的想法，这笔钱应当全部交作党费。
妻子对此无法接受。陈明亮当时正准备参加高考，往后的学费、生活费都没有着落。宋玉林据理力争：“钱都交出去，孩子上学怎么办？”
病中的陈永贵沉默了。作为长期把集体放在前面的干部，他不愿留下过多财物；作为父亲，他又不可能完全不顾孩子的前途。经过考虑，他修改了遗嘱，只把其中3000多元留给家庭，其余部分仍按原意处理。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因肺癌在北京逝世，终年71岁。遗嘱的改动不大，却真实呈现了一个普通家庭面对现实困难时的两难：一边是多年坚持的公私界限，一边是孩子继续求学的实际需要。只有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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