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7日，江西赣州，陈赓把一份进军广东的作战报告递到叶剑英面前。报告内容已经写妥，连署名也安排好了：叶陈。叶剑英看完没有改动作战部署，只拿起笔，调换了两个字。
陈赓一看，连忙说道：“参座，这怎么能行？”
叶剑英态度很坚决：“这是作战指挥问题，你负责统一指挥，名字当然要放在前面。”
这件小事，表面看是署名次序，背后却牵涉到解放广东时的指挥关系，也体现出两位将领在大局面前的分寸感。
当时的华南，并不是一块轻易可以拿下的地方。渡江战役之后，南京、上海、武汉相继解放，国民党军主力退往两广、云贵等地。白崇禧、余汉谋等部仍有相当兵力，广州又是华南重镇，政治、经济和交通意义都十分突出。
中共中央很早就开始筹划华南战事。1949年5月23日，毛泽东致电华南分局，指出人民解放军可能在秋季或冬季攻占两广。如何调兵，如何接管城市，如何处理桂系与粤系之间的联系，都不能只靠战场上的临时应变。
叶剑英承担的是另一种重任。
1949年上半年，他主持北平接管工作，既要维持城市秩序，又要安排机关运转。中央进入北平前后，办公地点、警卫部署和城市管理，都需要有人提前考虑。毛泽东曾评价他在北平工作周到，随后决定让他南下主持华南分局。
8月1日，叶剑英被任命为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张云逸、方方分别担任第二、第三书记。离开北平时，他肩上担着的已不只是军事任务，还包括广州解放后的城市接管和社会稳定。
陈赓面对的，则是部队南下途中一个很实际的难题：酷暑和疾病。
陈赓、邓华率领的部队中，北方官兵较多。1949年夏季，部队经过江西、湖南一带，天气炎热，雨水频繁，道路泥泞，官兵中暑、患病，马匹也出现病情。陈赓向中央军委报告，说明如果在最热的时候强行南进，部队可能出现严重减员。
毛泽东熟悉江西一带的气候和行军困难，同意将南进时间推迟到三伏天之后，并要求叶剑英、张云逸等人赶到赣州会合。陈赓没有把休整当作简单等待，而是组织官兵治病、防病、训练体能，后来把这项工作称为“兵强马壮”运动。
9月上旬，陈赓、邓华兵团进驻赣州，与叶剑英、方方等人会合。9月7日，解放广东的作战会议召开，陈赓协助叶剑英研究部署，并被确定统一指挥第四兵团、第十五兵团和两广纵队的入粤作战。
也正是在这次会后，出现了开头那一幕。
陈赓原先把报告署为“叶陈”，是出于对叶剑英资历和职务的尊重。叶剑英却坚持改成“陈叶”，因为中央已经明确由陈赓负责战场指挥。职责所在，不能因个人谦让而模糊。
有意思的是，陈赓表面上接受了修改，拿回报告后又悄悄把署名改回“叶陈”，这才送往机要部门。这个细节并不影响指挥体系，却把陈赓敬重老领导的态度表现得很直白。
9月12日，毛泽东批准了分阶段进军的方案：部队先集结休息，再向曲江、翁源推进，随后协力夺取广州。陈赓率部南下时，战役目标并非单纯占领一座城市，而是要切断余汉谋集团与白崇禧集团之间的联系，使广州守军失去外援和退路。
9月下旬，陈赓部队向韶关方向推进。10月1日，部队在行军途中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时战斗尚未结束，官兵们很快把注意力重新放到前方。韶关是广州北面的重要门户，拿下这里，广州外围的防御体系便出现缺口。
余汉谋试图在英德、清远等地组织抵抗，但国民党军士气低落，防线接连后撤。10月14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广州，广州宣告解放。按照毛泽东此前关于继续追击的指示，陈赓没有让第四兵团停留在城内庆祝，而是命令各军继续向西南追歼逃敌。
这一决定很关键。
广州城内的战斗结束，并不等于华南战事结束。约四万名国民党军向西南撤退，试图与其他部队汇合。陈赓命令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军继续追击，部队连续推进，使对方来不及重新组织防线。10月23日，逃军被包围，经过两日激战，主力被歼灭，余汉谋则逃脱。
陈赓曾对部下说：“不是部队听话，而是大家懂得中央的战略意图。”这句话看似平常，却点出了追击作战能够迅速展开的原因：战场上的每一次行动，都服务于华南整体部署。
广州解放后，接管工作随即展开。10月19日，叶剑英被任命为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陈赓率部进入广州时，司令部物资尚未配齐，屋里只有一把破椅子，办公条件十分简陋。有人请他坐下，他却让人把地图铺在地上，先研究下一步行动。
叶剑英来查看情况，发现陈赓连床铺都没有，便要求尽快解决办公和住宿问题。军事指挥与城市治理，在那几天几乎同时进行，谁也不能只顾一头。
11月11日，广州举行庆祝解放活动，陈赓、叶剑英共同检阅部队。此后，陈赓继续率部向广西、云南方向作战，叶剑英则留在广东处理接管、治安和建设事务。广州只是华南战局的一个节点，真正改变局面的，是军事推进与地方接管同步展开。
1949年11月下旬，桂林、柳州、梧州相继解放，华南国民党军的成体系抵抗迅速瓦解。陈赓兵团继续向西南推进，广东战场形成的胜势，也由此扩展到更广阔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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