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华北军区机关里，王平收到了一项可能改变后半生军旅道路的调动安排：前往东北军区，准备担任空军政治委员，与刘震搭档。对当时的人民解放军而言，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人事调动。
抗美援朝战争已经进入关键阶段，志愿军在地面作战中屡屡受到敌方空中力量压制。东北地区既是部队集结和后勤保障的重要区域，也是新中国空军训练、整备和参战的前沿。把熟悉部队政治工作的老干部放到那里，显然有着更深一层的考虑。
新中国成立后，空军建设几乎从零起步。1949年11月，人民空军领导机构成立，刘亚楼担任司令员。干部来源、飞行员训练、航空器材以及作战经验，都需要在极短时间内补齐。到了1951年，东北方向的空军力量建设更加迫切，王平被列入调动人选，并非偶然。
王平长期在华北军区工作，经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锻炼，熟悉基层部队，也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空军虽然是技术性很强的新军种，但政治工作同样不能缺位。如何把来自不同部队、不同地区的干部和战士拧成一股绳，是当时摆在领导机关面前的现实问题。
调令到了华北，事情却没有立即照办。
聂荣臻没有简单地“要人给人”。他向上级说明，华北军区多年承担战略机动、平津防务、干部输送和部队整编等任务，许多骨干已经陆续调往全国各地，或者奔赴朝鲜战场。军区留下的老干部本就不多，王平若再离开，华北的工作将少一名能够独当一面的将领。
这番意见并不是为挽留个人而发。华北军区在全国解放后承担的任务十分繁重，既要维持北方地区的军事建设，又要配合国家整体部署。聂荣臻看重的，是王平对本地区情况的熟悉，以及多年形成的工作班底。经过权衡，上级最终同意王平留在华北。
这次调动因此没有成行。
有意思的是，王平与刘亚楼并非没有交集。早在1935年长征后期，红一方面军和红三方面军的部分部队合编为陕甘支队，王平在第二纵队所属部队担任政治干部，刘亚楼则担任纵队副司令员。两人的职务有上下级关系，工作中也留下过不太愉快的经历。
当时，原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的干部刚刚接触，工作方法、生活习惯乃至处理问题的尺度，都存在差别。部分干部之间汇报渠道不统一，甚至出现越级反映情况的现象。王平作为大队政委，对这种做法颇有意见，认为这不仅影响团结，也容易让基层政工秩序失去章法。
矛盾较为集中地出现在一次干部处理问题上。有关回忆材料提到，所属连队有两名战士离队，随后又牵涉连长管理方面的问题，有人主张从严处分连长。王平认为，事情尚未严重到必须逮捕的程度，应当把事实查清，再进行批评教育和组织处理。
刘亚楼到达部队时，恰逢大队开会。据回忆，他要求王平立即采取措施，并把连长控制起来。王平没有马上执行，认为不能动辄把一般违纪问题上升到逮捕层面。两人的分歧由此公开化，现场气氛一度十分紧张。刘亚楼脾气急，王平也不是遇到压力就改变判断的人，双方置气，根子正在这里。
这段插曲并没有持续太久。部队抵达陕北后，王平转到陕北红军系统工作，刘亚楼则前往红军大学学习并任职。此后，两人的工作道路逐渐分开，早年的不快也没有演变成长期对立。
若王平当年真的调往东北空军，他与刘亚楼能否顺利合作，只能作为一种历史假设。可以确定的是，刘亚楼办事果断，强调纪律和效率；王平则更重视程序、调查和基层承受能力。这样的性格差异，在战事紧张、任务繁重的环境中，既可能形成互补，也可能再次发生碰撞。
1951年的那纸调令，改变的只是一个岗位去向，却折射出当时军队建设中的另一面：干部调动从来不只是个人选择，还要服从区域任务、部队基础和全局需要。王平没有走进空军领导机关，但他留在华北继续承担的工作，同样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军事建设不可缺少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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