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城破后，俘虏中有一人引起了格外注意。此前，他曾是蒋介石身边的红人，也是国民党特务系统的重要人物。战士们认出康泽时，他已经换下军装，试图混在伤兵之中蒙混过关，最终还是被识别出来。
消息传到中原野战军指挥部，刘伯承、邓小平很快表示，要见一见这个特殊俘虏。与此同时，中央来电，要求对康泽严加看管，派可靠部队押送，不能让他在途中发生意外。
“这个人不能杀，送到我这里来。”
命令很明确，却让不少人感到不解。康泽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与过对红军的围剿，也曾推动地方势力镇压苏区群众。按当时许多人的看法，他身上背着的旧账，足以抵命。
毛泽东却没有只看眼前的仇恨。
康泽是四川安岳人，早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求学期间，他表现出很强的组织能力和军事兴趣，后来被蒋介石注意，并被派往苏联学习。回国之后，康泽逐渐成为蒋介石倚重的干部，政治立场也彻底转向国民党一边。
他回国后提出建立类似苏联政治保卫机关的组织，复兴社由此发展起来。康泽进入核心圈层，成为所谓“十三太保”之一。戴笠掌握特务处，康泽则负责别动队，两人一度都是蒋介石身边的重要人物。
有意思的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康泽的地位并不低于戴笠。他带领别动队深入各地，配合国民党军队进行“围剿”，还在红军撤离地区组织地方武装清查群众。对普通农民来说，这些行动并不是抽象的政治斗争，而是抄家、抓捕和惩罚。
毛泽东曾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到苏区遭受破坏的原因，认为蒋介石和康泽都是重要责任者，并指出农民很难原谅康泽。这句话，正是对康泽早年所作所为的直接评价。
但康泽的政治生涯并没有一直顺利。蒋经国回国后，蒋介石的注意力和信任逐渐转移，康泽想继续保持过去的地位，现实却没有给他留下多少空间。昔日的宠信减退后，他被派往地方，个人野心也随之失去了依托。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曾给康泽几个任职选择：到热河工作、前往北平，或者到襄樊担任军事长官。康泽不愿从事新闻方面的工作，最终选择了襄樊。
这个选择，带有几分无奈。
蒋介石曾答应给他调配两个师、三个旅，康泽到任后才发现，这些部队并不能真正听从他的调动。所谓重用，更像是一张无法兑现的支票。襄樊表面上是一个重要职位，实际上却缺乏足够兵力和自主权。
1948年夏，襄樊战役打响。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在王近山指挥下迅速突破城防，经过激战，于7月16日攻占襄阳，守军大部被歼，康泽也在混乱中被俘。国民党方面一度对外宣称康泽已经殉职，新华社随后公布其被俘消息，使这场宣传迅速破产。
康泽被押解后，解放军没有把他当作普通俘虏处理，而是安排专人看守，并给予基本医疗和生活照料。这里面的原因，并不只是宽厚二字。
康泽熟悉国民党内部的组织方式、军政关系和特务系统，对研究国民党统治结构具有特殊价值。他既是旧制度的参与者，也是许多重大行动的知情人。留下他，能够为审查历史、教育干部和改造战犯提供材料。
更重要的是，处理康泽体现了对俘虏政策的把握。战争中可以严厉打击敌对武装，但对已经解除武装的人员，如何处置，关系到政治影响，也关系到之后能否争取更多人放下抵抗。杀掉康泽很容易，留下他接受改造，反而更能说明政策并非单纯报复。
康泽起初并不配合，后来在长期教育和实际待遇面前逐渐改变。他接触到的不是过去熟悉的审讯和压迫，而是对其罪责进行审查，同时保留其申辩和改造的机会。不得不说，这种反差对他本人产生了影响。
1956年4月，毛泽东谈到战犯处理时，曾提及溥仪、康泽等人没有被处决。1963年，康泽获得特赦，之后被安排从事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他凭借亲身经历，撰写了复兴社起源、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经过等文章，为后人了解国民党内部组织留下了一批材料。
这个曾经参与镇压红军的中将，最终没有倒在襄阳城下，而是在战俘、改造者和文史工作人员这几种身份之间，走完了后半生。王近山抓住的，不只是一个国军将领，也是一段复杂历史中极具代表性的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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