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章逸飞 香港大学经管学院经济学高级讲师
行政长官日前发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金融篇章里有一句话，政府将带头在适当场景，探讨及推广以人民币结算政府开支。社会回响出乎我意料——坊间有担心：政府自己都改用人民币付款，港元是不是要退场？联系汇率是不是撑不住了？我理解这种情绪。货币是最贴近生活的制度，一有风吹草动就容易被放大。但从经济学角度看，这个担心把两件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情混为一谈了。
章逸飞
“用什么货币做生意”和“用什么货币做钱”，是两层问题
一种货币至少扮演三个角色：记账的尺、交易的媒介、保值的容器。香港的工资、租金、楼价、税单、退休金、政府预算，用的都是港元。这是港元的本体地位，由《基本法》写明，由货币发行局制度和外汇基金的资产支撑。
至于“一笔跨境买卖用哪种货币开发票、付款”，属于另一层次。它是企业的技术选择，考虑的无非是谁的手续费便宜、汇率风险谁承担、对方接不接受。全世界的公司每天都在做这种选择，而且往往同时用好几种货币。一间香港公司用美元跟欧洲客户结账、用日元付日本供应商、用港元付租金薪金，从来没有人说这削弱了港元。今天多一个人民币选项，性质完全一样。
还有一点值得说清楚。内地资本项目至今仍属有管理，但货物与服务贸易的人民币结算，早在十多年前就已放开，而且一直是政策鼓励的方向。原因不难理解：企业用人民币直接收付，就不必为每笔生意去换外汇、占用额度、走审批。所以推广人民币结算，走的是阻力最小，也最受欢迎的那条路。
为什么需要“政府带头”？
如果好处这么明显，市场为什么没有自己走过去？因为货币的使用有很强的“大家都用我才用”的性质。美元今天的地位，并非因为它天生优越，而是因为所有人都预期别人会用它。报价系统、银行后台、会计准则、法律文本、行业惯例，全部围着它建起来。第一个转用其他货币的人，要自己承担改系统、教员工、说服对手方的成本，却只能拿到很小一部分好处。结果是人人都在等别人先动。这时候，一个体量够大、信用够好的买家站出来，作用远不止它自己那几笔交易。政府采购的合约条款、投标比较方式、会计与审计处理、争议解决安排，一旦跑通一遍，就成了整个市场可以照抄的范本。
港元的地位
回到最核心的担心。港元的稳定取决于三件事：货币发行局制度、外汇基金的充足资产，以及7.75至7.85的兑换保证。《施政报告》和首个五年规划，都没有触及这套机制的任何一环。反过来想，香港与内地以外市场的贸易、投资和融资，绝大部分仍会以美元进行。港元钉住美元，正是为了让这一大块业务不必承担汇率风险。这个功能不会因为对内地采购多用了人民币而失效。真要说影响，那是港元兑美元的兑换需求略减，方向上并不构成压力。
国际经验同样清楚。伦敦是全球最大的离岸美元市场和外汇交易中心，但英国从未“美元化”，英镑仍是英镑；新加坡替整个区域处理巨额跨境美元资金，新元依然是新元。做一种货币的离岸市场，和使用一种货币，是两件事：前者是生意，后者是制度。香港做的是前者。
更值得注意的是，离岸人民币业务做得越大，反而越养活港元经济。清算、托管、法律、会计、风险管理、信息科技，这些服务收的薪金、租金和利得税，都是港元。这是一门用香港制度赚回来的生意。
真正要看住的是“错配”
作为经济学人，我不认为这件事毫无风险，但风险不在坊间担心的地方。值得监管者持续留意的，是企业和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上的货币错配：收入是港元或美元，负债却是人民币，或者相反。这种不对称在平静时期看不出来，在市场剧烈波动时会集中暴露。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施政报告》同时强调建设国际风险管理中心、丰富外汇期货与期权、扩大离岸人民币流动性安排。
换句话说，政策重点不该落在“人民币结算比例”这个数字上。若把它当作考核指标，很容易出现为了达标而付更高价钱的情况，那就本末倒置了。判断标准只有一条：这笔交易用哪种货币，总成本更低。同样重要的是，要让收到人民币的人有地方放。一种货币是否被接受，最终取决于它能否方便地投资和变现。这正是债券市场、回购安排、南向通、人民币柜台这些看似技术性的环节，构成整件事关键的原因。
这恰恰是香港最难被取代的角色
说到底，这项政策最值得欣赏之处，是它把香港的长处用在了对的位置。内地有一个管理中的资本账户，世界有自由流动的资金，中间需要一个转换装置。这个装置要同时懂两套语言：接得上内地的支付、清算与监管，也符合国际市场对法治、税制、信息透明和专业服务的要求。全世界能同时做到这两点的地方，屈指可数。
香港的价值从来不是“像内地多一点”或“像西方多一点”，而是同时拥有两边都认的制度接口。人民币要走出去，需要一个外面的人用得顺手、里面的人放得下心的地方，这就是桥。桥的作用不是选边，而是让两边都能过。从结算做起，是最踏实的起点。货币国际化的次序，一般是先结算、再计价、然后融资，最后才轮到储备。结算是最不起眼、却最基础的一级。先把路修好，车自然会来。
来源：香港经济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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