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七年，辽东来了一个太监，叫高淮。
他的差事是征税。
他能直接向皇帝奏报。地方官可以弹劾他，他也可以越过地方官，把自己的奏折直接送到北京。总兵、巡按、通判、同知，都有人因为他的弹劾而丢官。
九年间，被高淮弹劾去职的文武官员有五人。
辽东原有巡抚、巡按、总兵，层层都有奏报途径。高淮到来以后，又多了一条不经地方文官、直达御前的门路。
万历之所以留下这条门路，是因为他并不完全相信下面的人。
万历二十七年，朝鲜使臣入京。皇帝接见他们时，追着询问边疆情况：“鞑子声息如何？”“努尔哈赤声息如何？”
甚至连李如松的尸首找到没有都要问。
这些事情，本该由辽东文武官员和兵部告诉他。
可万历还是要问朝鲜人。
连边情都要向朝鲜使臣打听，可见他对辽东送来的奏报已经很不放心。于是高淮这种人就有了价值。
既然一条线不可信，那就再放一条线进去。
地方官看着武将，高淮看着地方官，大家互相盯着。
最后所有消息汇到北京，由皇帝来判断谁真谁假。
对万历而言，这样做自有好处。臣下彼此牵制，便难以串通一气；谁想瞒报，旁边总有人可能拆穿。皇帝听见的声音越多，便越容易居中裁断。
可这套办法能防着下面合起来蒙上，却不能让下面的人彼此信任、协同办事。
高淮到了辽东之后，这两个问题很快撞到了一起。
文官防着高淮，高淮防着文官，武将既怕巡按弹劾，也怕高淮直接告到御前。事情一旦出了差错，谁先上奏，谁就更容易先把事情定下一个说法。久而久之，奏疏不只用来陈事，也用来留后手、划责任。
皇帝原想防人欺瞒，到头来却逼得人人先防别人告自己一状。
到了这个地步，监督越严，猜忌也越深。
谁也不敢只看事情本身，还得看旁边的人会不会把另一套说法送进北京。
同僚还是同僚，却也随时可能成为告发自己的人。
高淮与地方文官的冲突，就在这样的局面里越积越深。
前屯卫军士鼓噪，松山随后也发生军变，山海关内外数千军民围攻税店。
高淮带着家丁逃入山海关。
即使到了这个时候，他仍在向北京告状，指控地方官杀害税吏、拦截钱粮。
万历起初还准备追究被高淮举报的人，结果反而激起更大的反弹。随后朝臣群起弹劾，连蓟辽总督蹇达也上疏要求把高淮撤回。
到了六月，万历终于同意把他召回北京。
一个在辽东待了九年的税监，就这样走了。
可高淮虽然撤走了，九年间积下的嫌隙却不是一道圣旨就能抹掉的。
辽东官场早已习惯彼此提防。办事之外，还得想着日后如何说得清。
到了这个地步，官员在意的已不只是事情办得如何，还要看皇帝最后听谁、信谁。
人人都想让上面先信自己，下面自然越来越难同心。
偏偏边事最怕这个。
军队要靠文官筹粮，文官要靠武将提供真实军情，巡抚、总兵又必须彼此配合，北京还得相信前线送来的判断。
任何一环开始先防同僚再防敌人，再严密的边防，也会先从内部松动。
辽东并不是没人管。
皇帝、兵部、巡抚、巡按、总兵、税监，层层都有权，也层层都能上奏。
可权柄越多，彼此反而越难同心。
这里不缺盯着别人的人，缺的是一套能让各守其责、彼此信得过的章程。
高淮走后不久，又一笔旧账摆到了北京面前。
辽东巡抚赵楫和总兵李成梁，此前因为宽奠六堡的问题受到弹劾。
当初报上去的是开疆之功，如今却成了“得而复失”。
土地为什么丢了，谁作的决定，过去送进北京的奏报到底有多少是真的，都需要重新查。
高淮刚走，皇帝又需要一个自己认为可靠的人。
万历三十六年，一名新的巡按御史奉命出关。
他叫熊廷弼。
那一年，他三十九岁。
他此行原本只是来查几笔旧账。
可他很快就会发现，在一个人人彼此提防的地方，事情做得越多，得罪的人也就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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