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徐寿炎在整理旧日文件时，发现了一封迟到多年的狱中书信。写信的人是他的弟弟徐寿新，信中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只有被捕后的审讯、囚禁，以及三名同志共同面对死亡的片段。正是这封信，让一桩被掩埋多年的惨案重新浮出水面。
这段往事后来被陈恭澍写入回忆。他用“活人祭”形容余延智、朱承我、周锡良三人的遭遇。这个说法并非文学夸张，而是指七十六号在政治清洗中，把真正从事抗日工作的人员当成替罪对象，用他们的性命向日本控制下的汪伪势力表忠。
上海沦陷后，城市表面仍有租界、商行和舞厅，地下却布满监视、跟踪与告密。七十六号并不是普通的治安机构，它依靠审讯、诱捕和暗杀维持统治。凡是被怀疑与国民政府、抗日组织有联系的人，都可能在一夜之间失去消息。
1939年冬，上海政局出现了一次剧烈震荡。何天风、陈明楚等人被刺杀身亡，行动据陈恭澍的回忆，与王天木一系的内部冲突有关。关于行动细节，不同材料并不完全一致，但有一点相当清楚：这不是街头偶发冲突，而是敌伪势力、地方帮会和情报系统相互倾轧的结果。
何天风、陈明楚究竟属于什么身份，后来的叙述存在差异。有人将他们视作投敌人员，也有人认为他们与多个政治派别都有牵连。乱世之中，身份往往不是一张固定标签，今日合作，明日翻脸，甚至同一阵营内部也会彼此设防。
有意思的是，两人的死亡并没有让七十六号收手，反而加重了它的疑惧。对这个依靠情报维系的机构来说，任何一次行动失败，都可能意味着内部出现漏洞。于是，清除“可疑人员”被当成补救办法，许多真正的潜伏人员也因此陷入危险。
余延智、朱承我、周锡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捕。他们长期使用化名，在上海从事情报联络和秘密工作。由于身份隐蔽，外界很难留下完整记录，甚至连同伴也未必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被捕以后，他们没有公开审判，也没有留下可以申辩的程序。
徐寿新的狱中信件，价值正在这里。它没有华丽修辞，却记录了囚禁期间的见闻，也透露出三人并非普通刑事嫌疑人，而是被七十六号当作敌对情报人员处理。信中所写内容，后来成为徐寿炎追查弟弟下落的重要依据。
据相关回忆，三人被押往七十六号控制的秘密处置地点。那里远离公开视线，进出人员受到严密限制，死者往往没有正式姓名，家属也很难得到确切消息。所谓“处决”，在许多时候只是几名看守、一处封闭场所和一份不会公开的内部记录。
临刑前，三人是否留下完整遗言，现有材料并不能全部证明。可以确认的是，他们被七十六号认定为从事敌对活动，并在秘密看押后失去生命。把未经证实的细节全部补齐，反而会遮蔽这段历史真正的残酷：他们甚至没有机会让事实被当场听见。
陈恭澍得知此事后，在回忆中写道：“我们的三位好同志因此丧失了性命，成了七十六号的活人祭里面的牺牲品，痛心！”这句话之所以沉重，不只因为三人死亡，更因为他们死后长期没有姓名、没有公开案卷，连牺牲本身都差点被政治斗争一并抹去。
七十六号的可怕，并不只在于刑讯和暗杀，还在于它能够制造真假难辨的身份，把抗日人员说成内奸，把内部矛盾包装成治安行动。对潜伏者而言，最危险的并非枪口本身，而是组织失去判断之后，敌我界线被故意搅乱。
徐寿炎后来把弟弟留下的材料转交给陈恭澍，使余延智、朱承我、周锡良不再只是失踪名单上的三个名字。那封信没有改变他们的结局，却保存了他们曾经存在、曾经并肩工作，也曾在七十六号的阴影下坚持到底的证据。
相关回忆见于陈恭澍著述及后来的研究文章。由于战时档案散佚，个别人物关系和行动细节仍需相互参证，但三人被秘密捕杀、被当作政治斗争牺牲品的事实，正是这段历史最不能被忽略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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