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二年,北宋那场著名的科举放榜后,章家出了一个状元,叫章衡。按理说全家应该摆酒庆祝。但族叔章惇看完榜单,心情可能没那么好。《宋史》记载,他这一科也已进士登名,却因为耻居族侄章衡之下,干脆放弃授官离开。两年后重新应试,又考入甲科。

这件事很像章惇一生的缩影:能力强,好胜,胆子大,而且不太愿意低头。章惇年轻时和苏轼关系很好。《宋史》记过一个很出名的故事。两人游仙游潭,前面是悬崖,只有横木可过。苏轼不愿冒险,章惇却直接走过去,又垂绳下崖,在石壁上题字。回来后神色不变。苏轼感叹,这种连自己性命都敢赌的人,将来也敢对别人下狠手。

年轻时的章惇并不是苏轼的仇人。乌台诗案时,他还曾替苏轼辩护。真正让两个人越走越远的,是北宋最激烈的政治改革。

熙宁年间,王安石主持变法,看中了章惇的才能,让他进入改革体系。章惇参与新政,也处理湖南、湖北一带事务,后来一路升到参知政事。这个人做事有个特点:一旦认定方向,阻力越大,他往往推得越狠。

哲宗亲政后,希望恢复神宗时期被废止的新法,章惇再次被起用,最终成为宰相,并把绍述熙宁、元丰政策当成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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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也出在这里。章惇不仅政策强硬,政治斗争同样强硬。绍圣时期,大批元祐旧臣遭贬,司马光、吕公著等已故人物也被追责,苏轼后来不断被贬。传统史书因此对章惇评价极低,《宋史》甚至直接把他列进奸臣传。

但只用奸臣两个字解释章惇,也太简单了。《宋史》自己也承认他豪俊、博学善文,识见和才干过人。而《宋史》把章惇放进奸臣传,本身就是一种明确的历史评价框架。今天研究章惇,既不能因为他有才能就替他洗白,也不能只剩一个奸臣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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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年,哲宗无子去世。皇太后召集宰臣讨论继承人,章惇主张按照礼法另立其他宗室,并未赞成立端王赵佶。最终皇太后决定立端王,也就是后来的宋徽宗。新皇帝即位后,章惇很快失势,随后不断被贬,最终卒于睦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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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衡的故事告诉我们,考场第一未必最出名。章惇的故事则更进一步。有能力的人未必输在能力上。真正决定结局的,往往是一个人拥有巨大能力以后,准备怎么使用它。章惇一辈子不服输。最后真正打败他的,也正是这种不服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