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军队里有一句常被记录下来的对话。
一个军需官对同僚说："账上少一点，下面未必查得出来。"
对方接了一句："上面只问部队还在不在，谁会逐个查士兵？"
名册上有这个兵，钱就按名册拨下来。至于营房里有没有这个人，饭有没有吃到他嘴里，没人数。
这套军饷制度是怎么转起来的，今天来聊下这个事情。
先把纸面标准摆出来。路军总指挥一级每月约1000 大洋，军长约800 大洋，师长约500 大洋，旅长约300 大洋，团长约200 大洋，营长约100 大洋，连长约50 大洋，排长约25 大洋，普通士兵只有数块到十余块。
这些数字不能当成全国统一工资表。
中央军、地方军、杂牌军待遇差得远，兵种不同、驻地不同，发放方式也不一样。
有的是正式标准，有的是实际领数，还有的来自回忆材料，彼此并不完全一致。
军长拿800 大洋，听着多。可军长不只是领个人薪水，还要养幕僚、随从、警卫，还有交际开支。更关键的是，高级军官的收入跟部队控制权绑在一起，军饷之外还牵扯军械采购、运输、补给和地方协商。
团长的200 大洋也不是纯个人收入，团部要维持办公、通信、马匹、勤杂人员和临时差旅，很多费用从军费里出。账面待遇和真正能自由支配的钱，不是一回事。
普通士兵就完全不同了。军饷本来就低，发放还可能延迟。
一旦欠饷，士兵减少购买食物和日用品，家属收不到汇款，部队里容易出现逃亡、消极训练和临阵观望。
军官长期不能兑现承诺，对部下的约束力也跟着下降。
军饷分配不单纯按军衔来，还带派系色彩。
老蒋要靠嫡系部队巩固军事控制，中央军在军械、训练和经费上通常比地方部队优先。
这不是说中央军每月都能足额领到，也不是说地方军一概没有，而是说财政紧张时先给谁拨款，体现的是权力关系。
1、嫡系优先。中央军在军械、训练和经费上优先，财政紧张时先保。
2、财政直属。税警总团因跟宋子文管的财政系统联系紧密，装备经费相对充足，发饷也稳。
3、地方自养。韩复榘控制山东期间部队规模不断扩大，军费需求跟着涨，人数超过财政承受能力，欠饷、装备不足、士兵流失就难免。
民国时期中央财政收入不稳定，关税、盐税、田赋和地方摊派各有来源，战乱又让税收征收受影响。
军队数量不断增加，军费却没同步建立可靠的保障机制，账面上的编制和实际支付能力逐渐脱节。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军队规模急剧扩大，军费压力远超战前。
军饷标准不得不调整，许多部队实行所谓 "国难军饷"，压低原有待遇。
从资料和回忆看，战时军官军饷下降幅度相当明显，部分标准约为战前的一半。
打仗更危险，军饷反而减少，答案在财政：军费不仅要付官兵薪饷，还要买枪械、弹药、被服、粮食，承担运输和医疗费用，铁路公路工厂不断遭破坏，物资供应成本上升，财政部门只能在有限收入里反复调度。
1935 年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法币逐渐取代银元，军饷账面上不再完全以大洋计算。可物价上涨之后，货币实际购买力不断下降。
货币名称改了，不代表生活负担轻了。军饷如果只在账面上增加，物价涨得更快，士兵依然感觉收入在减少。
军饷到不了士兵手里，不只是财政困难，也跟管理漏洞有关。军费从中央拨到军政机关，再到军、师、团，经过多个环节，每一层都可能产生拖延、截留和虚报。
军队编制里存在 "吃空额"，名册上有士兵，实际部队没这么多人，上级按名册拨款，掌握账册的人就能从中牟利。
还有的部队虚报缺额、冒领粮秣，把本该供应士兵的物资转手处理，军粮被私下出售也是当时材料里反复出现的现象。
判断军饷高低，不能只看数字，还得放回物价环境。1931 年前后，广州近郊粮价资料里，有一块大洋买25 斤左右大米的记录。
这个数字只能作地区性参考，不能套全国，但它能说明大洋在当时仍有较强购买力。
普通士兵每月拿数块大洋，单看粮食似乎能维持基本生活，可士兵不只需要买米，还要买衣物、鞋袜、盐油和日用品，有人还要寄钱回家，遇到疾病、伤残或长期驻防，几块钱很快消耗完。
高级军官的情况不同。
鲁迅1919 年买北京西直门八道湾胡同住宅，1924 年又在阜成门胡同置办房屋，相关花费常被用来说明大洋的购买力。
吴虞家中每月约22 块大洋的生活支出，也可作城市知识阶层家庭开销的参照。
一个普通士兵的月饷，可能只够家庭维持基本温饱，一名团长的收入足以支撑较体面的城市生活。
我觉得，这套军饷制度最拧巴的地方，不是钱少，是钱从拨下来到士兵手里，中间经过太多环节，每个环节都能扣一点。
上级看的是编制表上的数字，下面营房里实际多少人、吃得怎么样，没人真去数。仗一打响，这种制度上的窟窿就会被放大，逃兵、欠饷、临阵观望，都是这么来的。
对了，就在 1935 年法币改革推行的当年年底，军政部向行政院提交的一份年度军费执行报告附录里有一行未被公开引用的数字：当年全国陆军上报实有兵员数与预算编制数之间，平均存在约 18% 的缺口。
附录末尾有一位主管军需的官员手写一行："此数历年皆然，难以核减。"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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