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四方面军老战士邓志云的女儿、上海红军后代联谊会主任、退休教师邓玉平，比往年更加忙碌。9月21日晚，现代快报记者联系到她时，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奔波一天的疲惫，却依然爽朗。她告诉记者，前几天刚去江苏大学上了课，南京一所学校也在联系她。“红军老战士虽然陆陆续续走了，但他们留下来的精神、品质，值得我们永远传承。”
从2004年至今，邓玉平16次重走长征路。仅今年3月以来，她就先后奔赴贵州石阡、甘肃岷县等地，每一趟都要待上一个月。22年间，邓玉平的行程超过十万公里，寻访了300多位老红军。一面面红旗上，留下了老红军亲笔写下的名字。“这旗帜上的每一个名字，都是传奇。”
隐姓埋名的“蔡局长”，父亲找了一辈子
“我父亲老家是在江油，就是李白故里青莲镇，所以李白号青莲居士。”邓玉平的父亲邓志云，四川江油人，1935年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时他参加了红军，那一年才12岁。
邓志云生前常跟女儿说起一个人，“蔡局长”。“当年，正是蔡局长动员他参加红军。蔡局长白天行军，晚上发电报，还教他这样的小战士认字、背诵电码。”邓玉平说，因为蔡局长长期隐姓埋名，父亲找了一辈子，始终不知道“蔡局长”的全名叫什么。直到1991年父亲去世，这个心愿都没能完成。
父亲走后，邓玉平常常翻看他留下的遗物，红领巾、笔记本，总觉得他的故事还没讲完。邓玉平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学的历史，毕业后教了一辈子历史。“教材上关于长征只有薄薄几页，对学生来说，不过是书本上的一些文字。于是我决定重走长征路，到路上去寻找当年的答案。”
2004年夏天，邓玉平第一次踏上了父亲走过的长征路。走到甘肃岷县时，当地党史研究室送了她一本资料汇编。翻着翻着，她愣住了，父亲找了一辈子的“蔡局长”，竟然在这里。
蔡威，红四方面军电台台长，红军总司令部二局局长，福建宁德人，他白手起家为红四方面军组建了第一部电台，一次次破译敌方密码，为红军提供关键情报。白天行军，晚上工作，最终积劳成疾，牺牲在甘肃岷县，年仅29岁。2024年，他的故事被搬上荧屏，就是电视连续剧《破密》。
后来，邓玉平找到了蔡威的家乡，见到了他的孙子，在福建宁德蔡威事迹展陈馆，她替父亲敬了一个军礼，“我说，‘小胖子’（邓志云在部队的绰号）的女儿来叩拜您了。”
在病房里“偶遇”了父亲
2009年，邓玉平在南京讲述长征故事后，不幸遭遇了一场严重的车祸，头抬不起来，走路要人扶。当时在医院病房，对面床是一位素不相识的阿姨，旁边床是个小姑娘，打来的饭不合胃口，小姑娘正要让护工倒掉，阿姨拦住了，说：“不要倒掉，我跟你讲个红军的故事。”一旁的邓玉平认真听。
阿姨讲的是20世纪50年代，一群学员在厂里食堂吃饭端上来一盘猪尾巴，谁也没见过，大家都不吃，要倒掉。一位老红军走过来说“不要倒掉，我去想办法”，就请人把猪尾巴都收走了。第二天吃饺子，大家吃得香，问是什么馅。老红军笑眯眯地说，就是昨天你们不想吃的猪尾巴。
讲完故事，阿姨又对小姑娘说，当年那位老红军往她碗里多加了两个饺子，还说：“你们要吃饱吃好，才能长身体，才能读书好，才能建设祖国。”小姑娘含着眼泪把打来的饭吃了。
邓玉平躺在对面床上，问了一句：“阿姨，你说的那个红军叫什么名字？”阿姨说了那个名字。邓玉平愣住了。那是她父亲的名字。
阿姨不信，“怎么可能，他家的子女我都认识，只有一个不认识的在上海。”邓玉平说：“我就是上海那个。”
父亲从没跟家里人讲过这个故事，邓玉平却在一个陌生人的讲述里，重新“认识”了父亲一次。十多年过去了，邓玉平讲起这件事，语气里还是掩不住地感慨。“我父亲吃蚕豆从来不吐皮，我们姐弟几个都不吐。他总说‘长征路上没有吃的，也许一粒粮食就是一条性命’。”
弹片留在腿里，名字写在旗上
这些年，邓玉平寻访了300多位老红军，其中在南京的老红军15位。她以“红军爸爸”“红军妈妈”称呼他们，收集整理了大量的寻访日记和影像资料。
她记得一位叫杨衍宗的老红军，红一方面军的战士，长征中过金沙江后左小腿被飞机炸伤，弹片一直留在里面。按照当时的规矩，重伤员给几块大洋安置在老乡家。但杨衍宗的队长石大祥说：“这个小鬼不能丢下”，把自己的马让给杨衍宗骑，派战士牵着马照顾他。后来，石大祥牺牲了，杨衍宗说：“我的命是队长换来的。”
邓玉平说，她曾摸过杨衍宗的左小腿内侧，“滑溜溜的，弹片还在里面，像比黄豆大一点的东西，在皮肤下能移动。”杨衍宗的右小腿内侧也有一个伤疤，平型关大捷时被日本鬼子的子弹打中，位置和左边一模一样。后来，邓玉平开设了一个长征课题组，带着学生们去寻访老红军，她说，“有学生亲手摸到杨老的伤疤时，当场就哭了。”
在一次次的寻访中，邓玉平的旗帜上写满红军的名字。从“小毛头”成长为共和国将军的万海峰，能一口气说出翻越过的10多座雪山名字的曹守成，父子三人参加红军、只有他活下来的马志选，历经磨难的西路军女战士陈慧芳……
邓玉平至今还记得在南京见到张力雄将军的情景。2012年，她徒步穿越松潘草地时，当地人送给她一条彩色哈达，上面盖着松潘县草原乡的邮戳。后来，她把这条哈达送给了张力雄。邓玉平说，张力雄一见哈达就非常高兴。当时他已经百岁，身体还很好，马上站起来把哈达往脖子上一套，叉着腰，笑得像个孩子。随后，他在旗帜上写下：“张力雄，红一方面军战士，2012.7.18于南京。”
“只要有人听，我就继续讲下去”
邓玉平说，寻访的老红军们大多已经不在了。从2004年到现在，她讲授长征主题讲座超过500场，从小学到高校，从上海到全国。她背着包，拉着装满“教具”的行李箱，里面装着老红军签名的红旗、草鞋，还有那些年积攒下来的照片和资料。
邓玉平想起父亲在世时，曾两次被请到学校讲长征故事，“父亲站立着讲，面带笑容，不拿稿子。”那时候邓玉平还是小学生，坐在台下听。几十年后，她站在了父亲站过的讲台上。“这是身为红军后人、冥冥之中的一种传承。”
邓玉平讲起了今年3月的一次重走长征路，在贵州省石阡县，她带着长征课题组的两个学生和学生的孩子，四个人去给当地的两所红军小学上课。“学生的孩子是个10岁男孩，他用童声讲述和我们一起在上海的红军足印纪念园走访的故事，台下的孩子们听了，发出热烈的掌声。”
“看到下一代、下下一代传承讲述的场景，我感到非常欣慰。所以只要有人听，我就继续讲下去。”邓玉平说。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卢河燕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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