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与日本】第九回朱厚熜继位，明朝日本贸易终止，倭寇侵扰|倭寇|大明与日本|明世宗|明朝|朱厚熜|汪直|胡宗宪

朝贡断绝

宁波之变表面上看是一起孤立的码头火拼，可一旦把它放回当时的日本政局里，就会发现“争贡”背后藏着更硬的政治账。

这笔账的源头在将军的位子上。

公元1489年，室町幕府第八代将军足利义尚病死在讨伐六角氏的“钩之阵所”，年仅二十四岁，没有留下子嗣。位子一空，争夺立刻开始。当年在应仁之乱中输给自己侄子足利义尚的足利义视，趁机把儿子足利义稙推到了前台。平心而论，足利义视此举确有私心，但无论从血统还是政治上看，足利义稙继承将军之位都符合幕府的利益——他是将军家的嫡流，手里有正统的名分。

坏就坏在“名分”这两个字上。名分是死的，握名分的人是活的，而活人是可以被替换的。

当时支持过足利义视的细川氏突然改了主意。他们看中了年纪更小、更好控制的足利义澄——前任将军足利义教的孙子。一个成年且有主见的将军和一个年幼且需要辅佐的将军，对权臣来说完全是两回事。细川氏要的不是名分，是代理人。

公元1493年，身为幕府管领的细川政元联合足利义尚的生母日野富子，趁足利义稙出兵讨伐六角氏、又卷入畠山氏家内纷争的机会，在京都发动“明应之变”，正式废黜足利义稙，改立足利义澄为将军。

这一手做得极不干净。细川政元废立将军师出无名，更致命的是，他在足利义稙兵败之后没有下杀手。结果只幽居了两个月，足利义稙就成功出逃，跑到越中国的放生津另立中央，史称“放生津幕府”。日本从此出现了两个将军并立的局面，活脱脱又演出一场南北朝。

这里有个细节值得记住：细川政元不杀他，不是出于仁慈，而是出于自信。他以为把一个没有军队、没有地盘的废将军赶出京都，就等于解决了问题。他没想到的是，只要这个人还活着，就永远是一块可以被人捡起来的招牌。

这块招牌很快就被捡起来了。近畿地区那些不满细川氏独揽大权的势力纷纷向足利义稙靠拢。他动员了延历寺、根来寺、高野山的僧兵，凑起一支大军杀奔京都。可走到琵琶湖畔，盘踞近江国的六角氏又一次扮演了“将军杀手”的角色。足利义稙的大军一触即溃，迅速暴露了乌合之众的本质。无奈之下，他只能一路西逃，投奔本州岛西部的大内氏——讽刺的是，这家大名在应仁之乱中曾经反对过他的父亲。

时任大内氏首领的大内义兴接纳了他，却不急着替他夺回将军之位。他把足利义稙供起来，扛着这面大旗去扩张自己在北九州的势力。招牌在他手里不是目的，是工具。工具用顺手之前，没必要急着还回去。

转机出现在公元1507年。号称“半将军”的细川政元因为三个养子之间的继承纠纷遭到暗杀，细川氏陷入名为“永正错乱”的内战。老谋深算的大内义兴这才全力资助足利义稙东进复辟。

足利义稙夺回京都，再度坐上将军宝座。但足利义澄不肯认输，细川氏虽然在内乱中严重失血，底子仍在。两位“征夷大将军”围绕京都的控制权又拉锯了四年。直到公元1511年八月足利义澄病死，支持足利义稙的大内义兴在京都附近的船冈山击败细川澄元所部，足利义稙的统治才算真正稳固。

现在回到开头那笔账。

两个将军并立二十年，意味着两套朝廷、两批人马、两份开销。每一方都需要钱，更需要合法性。而在当时的日本，最能同时提供这两样东西的，只有对明贸易和那张勘合符。谁拿到勘合，谁就能以“日本国王”的名义遣使入明；谁遣使入明，谁就是天下承认的正统将军。

所以宁波码头上那场厮杀，打的根本不是座位。宗设谦道抢的是自家主君的正统性，宋素卿保的是自家主君的生意线。两个将军的影子，一直延伸到宁波的宴客厅里。

这场内战还留下一个更长远的后果：将军成了可以被废立、被抢夺、被供养的物件。细川政元开了这个头，大内义兴跟着学，后来的人只会做得更彻底。当将军的权威变成一件可以搬运的行李，室町幕府就真的只剩下一具空壳了。

足利义稙能够成功复辟，对大内氏和大内义兴本人来说，算得上事业的顶点。公元1512年，大内义兴获封“从三位”，正式挤进公卿行列。他又把女儿嫁给足利义稙的养子足利义维，一步跨入室町幕府的近臣圈子。一个西国的地方大名，做到这个份上，已经触到了天花板。

可天花板之下，地基是松的。

细川氏当时仍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京都这帮人习惯了只认细川管领、不认足利将军。投靠足利义稙的细川高国野心勃勃，一心想恢复养父细川政元独断朝纲的权威；船冈山之战败北的细川澄元，也一直在找机会反扑。大内义兴拿到的爵位和姻亲关系都是体面，体面换不来兵。

公元1518年，跟着大内义远征战京都的出云国领主尼子经久，因为嫌赏赐太薄，率先举旗反叛。西国对大内义兴不满的土豪本就不少，尼子经久的大旗一竖，响应的人如潮水般涌来。后院起火，大内义兴只能离开京都，回去跟尼子氏打拉锯战。

他一走，局面立刻露了底。足利义稙手里没有自己的兵，对抗细川澄元的军事任务，只能交给自己并不信任的细川高国。于是同族的两支细川人马围着京都反复争夺，足利义稙本人在中间左右摇摆，今天靠这边，明天靠那边。这段历史被称为“两细川之乱”。

这场乱子说明了一件事：将军已经成了谁手里有兵就归谁的东西。大内义兴把他扛进京都，细川高国又把他请出去。人还是那个人，名分没变，变的是背后的金主。

公元1520年，细川高国拉拢六角氏等近畿势力，击败细川澄元，随即将足利义稙赶下台，扶立足利义澄之子足利义晴当将军。但这位置坐得并不安稳。

公元1526年，细川高国听信谗言杀掉重臣香西元盛，直接逼反了香西元盛的兄弟波多野稙通、柳本贤治等人。细川澄元之子细川晴元抓住这个机会，于公元1527年从濑户内海的阿波国出兵登陆本州，拥立足利义晴的弟弟足利义维为将军，在堺町设立公方府。

两个将军并立的局面，又一次出现。这是室町幕府几十年里的第三次。

第一次是两个朝廷分据南北，第二次是放生津和京都遥遥相对，这一次干脆把“幕府”搬到了堺町——一座商人城市。名字改得越来越随意，分量也越来越轻。

面对细川晴元的攻势，细川高国兵败自戕。可权臣这条路走到头都是一个结局：赢了外敌，就开始防家臣。

细川晴元掌控京都之后，对麾下重臣三好元长猜忌有加。公元1532年六月，他联合当时新兴的宗教武装一向一揆，逼死三好元长。紧接着，他又抛弃了自己亲手拥立的足利义维，把流浪近江、投靠六角氏的足利义晴迎回京都。

这一连串操作里最刺眼的是最后那一步：昨天立的将军，今天就可以不要。拥立不再是结盟，而是租赁，租期由房东说了算。

足利义晴虽然回到了京都，但将军的权威早已荡然无存，彻底沦为傀儡。他不甘心，试图亲政，把自己亲信组成的内谈众推成政治中枢。结果与细川晴元很快再度决裂，又一次被赶出京都。

细川晴元赢了每一场眼前的仗，却输掉了整盘棋。他和三好氏结下的仇，最终敲响了细川氏政权的丧钟。

三好元长死了，三好氏还在，而且记得清清楚楚。权臣杀家臣，从来都不是清理门户，而是给下一个权臣腾位置。

大明朝廷之所以做出如此荒唐的应对，根子出在最高统治者明世宗朱厚熜身上——既在他的性格，也在他坐上的那个位置。

明武宗朱厚照死时没有儿子。皇太后张氏（明孝宗朱祐樘的皇后）命太监张永、谷大用与内阁大臣商议后，定下由明宪宗朱见深之孙、兴献王朱祐杬的长子朱厚熜继位。四月二十二日，朱厚熜在奉天殿登基，诏改翌年为嘉靖元年（1522）。

一个十五岁的藩王之子，突然成了天子。史书说他“多谋”而“刚愎”。这话说得客气了些：他绝不是个任人摆布的少年。

从他踏进京城那天起，第一仗就打在了礼仪上。礼部拟议，请他按皇太子即位礼，由东安门入宫，先住文华殿，再择日登基。朱厚熜不干：我是来当皇帝的，不是来当太子的，该从大明门进，在奉天殿即位。

内阁首辅杨廷和“固请如礼部所具状”，皇帝一句“不许”，内廷与内阁只能让步。第一次交手，少年天子就用权威压倒了满朝老臣。

这里得看清一件事：朱厚熜争的不是走哪扇门，而是谁说了算。门是小事，规矩是谁定的才是大事。

杨廷和并非庸臣。明武宗朱厚照去世到朱厚熜即位的三十七天里，他总揽朝政，办了几件漂亮事：以武宗遗诏名义罢威武营团练诸军，革除皇店，遣还豹房番僧、少林僧、教坊乐人，放还四方进献的女子，停掉京师不急的工务；又提醒皇太后发懿旨，收捕手握重兵、正犹豫反或不反的平虏伯江彬，替天下除了一大祸患。最后由他草拟新帝登基诏书。

那道诏书长达八千余言，对时事多有兴革：复起武宗朝因忠直敢谏被贬的官员，裁汰锦衣诸卫、内监局旗校工役十四万多人，减漕粮一百五十三万余石，斥退靠恩幸得官的人，查禁各地镇守官科敛财物。诏书颁布，“中外称新天子圣人，且颂廷和功”。

声望加上权位资历，杨廷和在朝中的势力陡增，也让他有了与羽翼未丰的少年天子抗衡的本钱。

朱厚熜心里清楚，在行政事务上自己斗不过这位老官僚，于是他把战场换到了礼仪问题上。即位第五天，他令礼官集议生父兴献王朱祐杬的主祀称号。礼部尚书毛澄请示杨廷和后，会同公卿台谏六十余人上疏：朱厚熜既是入继之君，就该效法汉定陶王、宋濮王的旧例，尊伯父明孝宗朱祐樘为父，亲生父母降格称“叔父母”。

朱厚熜看完奏疏就火了：“父母可移易乎？其再议。”

毛澄等人坚持前议，杨廷和也亲自上言，要皇帝服从礼部。皇帝坚决不从。此时观政进士张璁上了一道《大礼疏》，提出“继统不继嗣”的说法，正好给了朱厚熜理论武器。他很高兴，把杨廷和召来，宣布要“尊父为兴献皇帝，母为兴献皇后”。杨廷和不肯让步，“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几三十疏”，甚至公开放话：在这件事上，“异议者即奸谀当诛”。

拖到十月，杨廷和见势不可为，只好草敕下礼部，称奉慈圣皇太后懿旨，“本生父兴献王宜称兴献帝，母宜称兴献后”。朱厚熜暂时接受了这个妥协。这场争论史称“大礼议”。它争的早已不是称呼，而是朝堂上谁有资格定义对错。而“宁波之变”恰恰撞在这个节骨眼上。

这对宁波那桩案子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皇帝此刻最不信任的，正是上奏的那批人。赖恩这类太监是皇帝的近臣，是他在大礼议里唯一能倚仗的力量。宁波府官吏大多走赖恩的门路，与他统一口径上报朝廷。于是奏报里的故事变成了这样：宋素卿是日本进贡贸易的正使，宗设谦道不是正使，却玩弄奸诈、追杀正使。结论自然就是宋素卿无罪，该追究宗设谦道，以杜绝后患。

现在再看朝廷那道断绝勘合贸易、废除福建浙江两市舶司的命令，逻辑就通了。

追究赖恩，等于承认自己的近臣受贿渎职，等于在大礼议最要紧的时候给杨廷和那一派送上一份胜绩。朱厚熜不会这么选。他选的是一条更省事的路：不查人，只断事。把人杀了、把码头封了、把市舶司撤了，案子就不用审了，是非也不用断了。

这就是所谓“鸵鸟政策”的真正含义——把头埋进沙子里，不是为了看不见危险，是为了不用面对站在对面的那群大臣。

代价则由别人来付。中日贸易养着的不只是日本商人，还有福建、浙江沿海一大片靠海吃饭的人。合法的口子一关，私下的口子立刻大开。走私泛滥，民变四起，葡萄牙人趁机插了进来，后来的倭寇横行也是从这道缝里长出来的。

一场宫廷里的名分之争，最后变成东南沿海几十年的血火。中间只隔着一道不想查下去的圣旨。

明朝的官吏并非全都昏聩，其中也有刚正不阿之人。御史熊兰等人上疏弹劾：宋素卿行贿，太监赖恩受贿；事发之后不加制止，分守参政、副使等官员又拱手观望，任凭夷人纵横往来，全该治罪。这场争论拖了将近半年，事情的来龙去脉才渐渐清楚，最后定了宋素卿的罪，他死在狱中。

至于太监赖恩和他的党羽，不但一个没治罪，反而各有升迁。

这结果比案子本身更说明问题。查清真相不难，难的是查完之后敢不敢动手。宋素卿是个外国人，死了就死了；赖恩是皇帝身边的人，动他就是动皇帝的脸面。于是死的死，升的升，各得其所。

嘉靖四年（1525），琉球入贡使臣郑绳回国。朱厚熜让他带一封信给日本将军：交出肇事的元凶宗设，送还掳走的指挥袁班以及一应民众，否则闭绝贡路。

话说得很硬，可这道命令从北京传到京都，走的是琉球这条远路。琉球国王直到大永七年（1527）才把信转交幕府。同年八月，幕府又托琉球把回信转回明朝。一来一回，两年过去了。

足利义晴在回信里把朱厚熜恭维了一番，只求贡道畅通。附上的别幅里则完全照细川派的说法替争贡事件辩解：正德勘合没能送到京都，所以只能用弘治勘合；袁班和一应人等前年就已经备船送还，只因风阻留在九州，不久就能回国。最后又说金印因兵乱丢失，所以这封信没有印章、只用花押，请求再赐金印和勘合，并要求放回被扣押的宋素卿。

明礼部接信一看没有金印，认定“夷情狡诈”，不肯送信，再令琉球转告将军：必须擒拿宗设、送回袁班，才重新颁给勘合与金印。

同一时间，大内氏也在活动。他们同样不愿贡路断绝，宗设谦道回国不久，便在大永五年（1525）派家臣赴朝鲜，陈述争贡原委，请朝鲜国王代为向明朝斡旋。这位家臣身上也带着将军足利义晴的信，内容却截然相反：弘治勘合是被奸徒偷去的，宗设谦道在明朝发现此事，一路追杀到余姚县，武官袁班掩护奸徒逃走，所以才把袁班抓回日本；来年就送袁班回国，先请朝鲜国王转达。

同一个将军，两封立场相反的信，同时递到外国手里。明朝由此看得很清楚：室町幕府已经沦为国内大武士互相斗争的工具，将军的国书成了可以借用的公文纸。

不过明朝官员不知道一件事：当年内战里，大内氏抢到了明朝赐给将军的金印。所以大内氏呈上的国书盖着真印章，细川氏那份只能用花押。印章比花押可信——这个朴素的判断，让明朝采信了大内氏的说法。

在大内氏正与朝鲜交涉时，他们听说堺町商人已经通过琉球和明朝搭上了线，颇为吃惊。大永七年（1532），大内氏派使节赴琉球参加国王尚清的即位典礼，当面质问：为什么明朝的国书不交给大内氏？

尚清此时没心思掺和明日之间的外交纠葛。他正忙着统一琉球诸岛。公元1537年，尚清率军北伐，攻取奄美群岛，把势力扩张到整个琉球列岛，北起喜界岛、奄美大岛，南至宫古、八重山群岛，也就是琉球史书所称的“三省并三十六岛”。琉球王国的崛起，顺带也掐住了细川氏那条南海路的贸易航道。

局面就是这样：明朝要人，日本给不出人；日本要勘合，明朝不给勘合。两边各执一词，中间隔着个不想管事的琉球。

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内氏经过一番精心准备，于天文八年（1539）四月自己组起第十次对明贸易团。湖心硕鼎任正使，率三条船由肥前五岛出发驶往宁波。嘉靖十八年五月船到宁波，上报朝廷。明政府下令由所在巡按御史督同三司严加译审，确认是真心归顺才按例起送，而且只准五十人进京。船上剃刀、小刀之类，凡是铁器，一律按兵器收缴，存入东库。

嘉靖十九年三月，正使湖心硕鼎等人进京，提出两项要求：把没收宗设和宋素卿的货物拨还，并发给新勘合。

礼部一口驳回：“宗设干犯国法，没收的货物是有罪之赃，岂可拨还？宋素卿的货物已烧杀殆尽，无凭拨还。如今宗设、袁指挥下落不明，准许你入贡已是天恩，还想别的，敬顺之意何在？”

湖心硕鼎争辩说：宗设已经受刑而死，袁指挥是嘉靖十年（1531）送还途中遇风漂没的。他愿意以自身留在明朝代受国刑赎罪，只求拨还那两批货物。

礼部坚持原议。湖心硕鼎一无所获，五月辞京，八月自宁波返回。

这一趟空手而归，把几件事说得明明白白。

第一，明朝的态度其实已经软了。当年朱厚熜要的是“闭绝贡路”，如今却准了入贡，还走完了译审、起送、进京那一整套程序。强硬的话还在嘴上，门却悄悄开了一条缝。

第二，日本人那边也摸清了底牌。既然空手也能回去，下次再来便是。勘合可以不给，人可以不交，生意照样做——只是做得更慢、更贵、更依赖中间人。

第三，也是最要紧的一点：这场争执争到最后，已经跟当年的座次毫无关系了。宗设死了，宋素卿死了，袁班不知所终，赖恩升了官。真正活下来并且越活越肥的，是那条走私的通道。官方越是纠缠名分和手续，私下的买卖就越有赚头。

宁波之变过去十几年，明朝没有抓住一个凶手，日本没有交出一个凶手，可两国的商船一趟也没少跑。只不过跑的不再是挂着勘合的官船，而是不挂旗的黑船。

碰了一鼻子灰的大内氏不肯就此罢手。天文十六年（1547）春，他们凑出第十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遣明贸易团，由策彦周良率领，四条船、六百三十七人，五月抵达定海。

定海所直接把人挡了回去：十年一贡的期限还没到，差着整整一年。策彦周良没办法，七月只好把船开出去，在附近海面绕圈子等贡期。

嘉靖二十七年（1548）六月，这支船队再次要求进宁波港，可离贡期还是差好几个月。巡抚朱纨上奏，请朝廷准许提前进贡，还把进京人数放宽到一百人。策彦周良趁机索要新勘合，朝廷的答复是：弘治、正德两批旧勘合还没缴回来，等下次贡期缴清了再说。八月初，策彦周良率船回国。

近百年的明日朝贡贸易，到此为止。

终结这场贸易的直接引子是宁波之变，但真正把它推下台的，是两边各自的账本。

先看明朝这边。土地兼并加上政治腐败，财政一天比一天紧。勋戚豪族大肆圈地，国家掌握的额田跟着锐减，赋税也就收不上来。到了嘉靖年间，天下额田已经少了一大半，国库眼看就要断炊。朱厚熜在嘉靖八年（1529）下过一道敕谕，命户部清查庄田，强占民田的一律归还原主。诏书写得漂亮，执行起来却毫无效果——清查的人，往往就是被清查的那一伙。

更要命的是皇帝本人的开销。

朱厚熜入宫不久就迷上了道教。嘉靖二年（1523），太监崔文等人在钦安殿设醮，请他拜奏青词。接着又把江西龙虎山上清宫道士邵元节召进京城，专管祷祀，封为真人，统辖朝天、显灵、灵济三宫，总领道教，给的礼遇是拜礼部尚书、赐一品服。后来另一位真人陶仲文更厉害，加少师兼少保、少傅，一人身登三孤。

皇帝信这个，官场就跟着信这个。做醮要写青词，青词没什么实际内容，讲究的是对仗工整、辞藻华丽、字眼吉祥。宫里有一只猫最得朱厚熜欢心，死后葬在万岁山畔，碑名“虬龙冢”，大臣写的悼词里管这叫“化狮作龙”。袁炜、郭朴这些人就是靠这一手爬上去的，被人讥为“青词宰相”。嘉靖二十一年（1542）入阁的严嵩、嘉靖三十一年（1552）入阁的徐阶，政治背景固然复杂，可他们也都擅长写青词，这本事在争权夺位时帮了他们大忙。

道教的地位一高，开支就跟着水涨船高。斋坛的匾额要用赤金书写，“时每一举醮，无论他费，即赤金亦至数千两”。写字的中书官也学会了门道：预备一堆大笔，蘸满墨，故意写出几笔难看的，往袖子里一藏，再换一支。写完一副对联，换掉几十支笔，袖子里带走的金子也就不下几十两。有人靠一手好字升到卿贰，有人靠一手揩油发了财，还有人两头都占了。

这么一路消耗下来，到朱厚熜执政中期，明朝财政已经走到崩溃边缘：“边供费繁，加以土木、祷祀，月无虚日，帑藏匮竭。司农百计生财，甚至变卖寺田，收赎军罪，犹不能给。”连军罪都能拿来换钱了，可见窘迫到了什么地步。

在这种境况下，明朝自然没心思继续做那桩赔钱的买卖。

这里有个容易被忽略的逻辑：朝贡贸易对明朝来说不是赚钱的生意，而是花钱的体面。赏赐、宴赏、馆驿、护送，样样都要从国库里往外掏。当年朱厚熜一句“闭绝贡路”，听着是惩罚日本，实际上也是给自己省了一笔开支。等到后来连这笔开支都扛不住了，干脆连门一起关上。

再看日本那边。幕府早就没了收税的能力，将军要靠大名和商人养着；大内氏和细川氏打了几十年，谁都想从勘合里榨出军费。一张纸被抢来抢去，抢到最后一文不名。策彦周良空手回国之后，大内氏自己也撑不了多久了——天文二十年（1551），大内义隆被家臣陶晴贤逼死，大内氏灭亡。

一边是掏不起钱，一边是交不出货。一场持续近百年的朝贡贸易，就这么被两边的穷困拖死了。

官方通道一关，海上的路并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主人。从此以后跑这条线的，不再是拿着勘合的使团，而是不挂旗的武装商船。宁波之变没有掐死中日贸易，它只是把这笔买卖从官府手里夺过来，交给了海盗和商人。

五峰徽王

大明对朝贡贸易虽然冷淡下来，但门并没有彻底焊死。只要日本方面按老规矩办事，把诚意做足，重新开市仍有一线希望。

偏偏这个时候，日本自己先乱了。

各地守护大名忙着打自家的仗，谁也没工夫管对明贸易。细川氏一天天衰落，大内氏在本州岛西部的日子同样不好过。尼子经久拉拢毛利氏当主毛利幸松丸的监护人、其叔父毛利元就，两家合兵攻打大内氏在安艺西条的桥头堡镜山城。

毛利元就用离间计，暗中勾通城主藏田房信的叔父藏田直信，里应外合破了城，藏田房信自尽。同一时期，大内氏在各条战线上都被尼子氏压着打。

大内义兴在公元1524年部署反击，派嫡子大内义隆挂帅出兵安艺，攻打尼子氏的盟友安艺武田氏，包围其居城佐东银山城。尼子氏大举增援，大内军只能主动撤退。这一阶段大内氏唯一的收获，是已经继任毛利氏家督的毛利元就——他怨恨尼子经久暗中支持其弟相合元纲叛乱，于是宣布重新归顺大内氏。

这笔账算得很清楚：毛利元就换主子，不是因为忠心，而是因为尼子家在他家里插了一手。战国时代的盟约就是这样订立的，今天跟你结盟，是因为昨天别人得罪了你。

公元1528年（一说1529年），大内义兴在山口馆病逝。接棒的大内义隆面对的是一条犬牙交错、无比复杂的战线。

大内义隆刚当家督时颇有几分励精图治的气象。他率军进攻北九州，与大友氏、少贰氏连场激战，一度支配了海盗世家松浦氏，灭亡少贰家，完成了北九州的经略。公元1537年，受将军足利义晴邀请，他试图再度进军京都，可途经尼子氏领地时连连失利。特别是公元1542年攻打尼子氏主城月山富田城一役，大内军一败涂地，被大内义隆寄予厚望的养子大内晴持也战死沙场。

这一仗把他打垮了。此后大内义隆对政治失去兴趣，沉迷玩乐与文化事业，重用文治派的相良武任，结果激起军队反叛。公元1551年，大内氏军队领袖陶晴贤发动“下克上”叛乱。大内义隆发现自己已经控制不了军队，略作抵抗后于八月底逃到大宁寺，九月一日在长门的大宁寺自裁，享年四十五岁。史称“大宁寺之变”。

一个曾经支配北九州、拥立过将军、垄断了对明海路的大名，最后死在一座寺庙里，身边只剩几个亲随。

大内义隆自尽的时候，距离大内氏主导的第十一次对明贸易船回国没多久。国内已经乱成一团，再没人有心思组织遣明船。加上明朝沿海倭寇、海盗出没无常，正式贸易船极易遭到攻击——大内氏第十一次遣明船的第三号船返国途中，曾被二十八艘海盗船围攻，船员死伤惨重。

官方的朝贡贸易，到此彻底断绝。

但日本与中国大陆的联系并没有断，反而呈现出一种井喷的姿态。

这里有个道理值得记住：官方通道关闭之后，民间的往来不会消失，只会改道。朝廷撤了市舶司，断了勘合，海上照样有船在跑，只是跑的不再是使团，而是商人、浪人、海盗，以及一批意外到来的欧洲人。

影响最深远的一件小事，发生在公元1543年8月28日。一艘原定前往中国的葡萄牙商船为避风误入九州南部的种子岛赤尾木港。当地领主种子岛惠时、时尧父子见到葡萄牙商人携带的欧式火枪，当即重金购置两支，命巧匠八板清定仿制，造出了名为“种子岛铳”的火绳枪。日本人后来干脆管这类火器叫“铁炮”。

近代日本史学家大多采信这套“南蛮铁炮说”。为了标榜这件事的意义，日本人不仅在种子岛建碑立馆，还编出了一个凄婉的故事：八板清定虽然仿出了火枪，但枪机上的螺丝始终做不好。为了实现家主的要求，他只好答应葡萄牙商人的条件，把女儿若狭姬许配给对方。一年后葡萄牙人再度抵达种子岛，八板清定趁女儿回门省亲的机会，对女婿谎称若狭姬暴病身亡，硬生生给这出虐心戏补上了一个还算圆满的结局。

这个故事的真假另说，但它透露出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技术引进的过程里，婚姻、谎言、亲情都被摆上了谈判桌。一门新武器落地，代价往往不只是银子。

更要紧的是时间上的巧合。大内氏灭亡、官方贸易断绝、火器传入日本，这三件事挤在同一年代发生，绝非偶然。

勘合贸易还在的时候，海路的秩序由幕府和大名维持，走私是见不得光的生意；秩序一崩，海上成了无主之地，谁有船有炮谁说话。葡萄牙人带来的不只是火枪，还有新的买家和新的货源。从此以后，东南沿海那批武装商团手里有了更好的武器，日本战国的大名手里有了更强的火力，而明朝的海防，面对的将是一批既懂中国沿海、又装备欧式火器的对手。

嘉靖年间的倭患之所以比从前凶险得多，根子就在这里。

站在国人的角度看，八板清定“以女换枪”的故事充斥着无聊、低俗、讹诈与欺骗。但在日本，这个故事却脍炙人口，被反复讲述。若说它有什么真实的历史投影，那大概是：把女人摆上谈判桌这件事，在日本人心里从来不算什么了不得的禁忌。明治维新之后，大批日本妇女走出国门，用青春和身体换取工业化急需的外汇——那是同一套逻辑的放大版，只是规模更大、账目更清楚罢了。

不过，把这个故事当成铁炮传入日本的起点，本身就站不住脚。

日本列岛使用火器的记录，比“种子岛传来”早得多。应仁之乱中，交战双方大量使用“飞炮”“火箭”，京都的巷战里早就有火药的味道。就连地处偏僻的甲斐国（今山梨县）守护大名武田信虎，在种子岛事件将近二十年前，就有抓农夫来“试枪”的恶行。可见火药用于军事，绝非葡萄牙人带来的新鲜事。

追根溯源，蒙元帝国很早便把火药武器带进了沦为属国的朝鲜半岛。高丽政府更是频繁以“防倭”为名，向元、明两个宗主国进口火器与火药。中式火器由此通过各种渠道渗透进一水之隔的日本列岛，并不奇怪。那些无孔不入的中国商人，很可能早就靠军火走私从日本赚过一笔。

这一点，在种子岛惠时父子买枪的细节里就能看出端倪。

当时双方语言不通，根本没法谈。关键时刻冒出来一个人——“大明儒生五峰者”，主动出面当翻译。而“五峰”，正是当时横行中日海疆的海盗头子汪直的旗号。汪直出身大明徽州府，那个地方素来商贾云集，他自然也精于算计。趁着嘉靖年间海禁松弛，他往日本、暹罗等地走私火药和丝绸，迅速捞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随后又与同乡许栋领导的海盗团伙合流。

许栋盘踞的地方是宁波外海的双屿岛。那里正是葡萄牙人对华贸易的主要据点，在他们窃取澳门之前，生意就集中在这里做。《明史》记载：“佛郎机诸国人互市，人李光头、歙人许栋踞宁波之双屿为之主，司其质契。”葡萄牙人品托的《远游记》也提到，双屿岛上侨居的外国人一度多达上千，除了葡萄牙商人，还有大量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基督徒和传教士。

所以，那个在种子岛上替双方牵线的人到底是不是汪直本人，其实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西洋火枪传到日本的过程中，中国走私贩子扮演了关键的掮客角色。火器是欧洲人造的，路是中国人开的，钱也是中国商人赚的。日本人拿到的是成品，中间那一整条链条，跟他们毫无关系。

还有一个让“种子岛传入说”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这种新武器普及的速度快得离谱。

除了种子岛家族侍奉的萨摩岛津氏，远在九州之外的本州近畿地区，几乎同时出现了仿制的欧式火枪。岛津氏好歹是守护大名，有财力有人手，仿制新武器还算正常。可近畿掌握铁炮锻造和使用技术的，却是两股民间势力——根来寺和杂贺众。

这就很不寻常了。一个国家的新技术，最先落地的不是朝廷，不是将军，而是寺庙和乡民自治组织，说明这个国家的权力结构早就散了架。

根来寺是日本本土生长出来的寺院势力之一。它信奉的是盛唐时代由僧人空海从中国带回的密教——需要澄清的是，空海传入的是真言密教，并非藏传密宗。密教在平安时代曾经盛行一时，后来因为自身分化，加上唐宋之交禅宗传入，日渐式微。在一个凡事都讲实力的地方，衰落中的宗教团体只能自己拿起刀。

根来寺效仿天台宗延历寺的路子，组建了自己的僧兵集团。它本身就是密教内斗中自立门户的产物，更是以“行人方”（承担杂役的下级僧侣）为主体，拉起了一支上万人的武装，号称“根来众”。

杂贺众则和根来寺同处纪伊国（今和歌山县）北部，是以杂贺乡（今和歌山市）为中心的一个民间自治组织。

把这两股势力放在一起看，就能明白战国时代的日本到底是什么样子：将军管不了大名，大名管不了家臣，官府管不了寺庙，寺庙底下还有一群扛着最新式火枪的乡下人。朝廷没有垄断武力，也没有垄断技术。一支新枪从港口上岸，几个月后就能握在农民手里，对着武士开火。

这才是铁炮传入日本最要命的后果。它带来的不是某一场战役的胜负变化，而是把已经倾斜的权力天平，彻底砸碎了。

关于铁炮为什么能在近畿一带迅速扩散，日本史学家给出的答案是一条清晰的传播链：根来寺的“监物”津田算长通过自己的情报网得知铁炮传入的消息，立刻动身前往种子岛，从种子岛惠时父子手里重金买下了葡萄牙人那两支原版火枪中的一支。带回纪伊国后，他马上组织仿制。几乎同一时间，堺町（今属大阪市）商人橘屋又三郎也从种子岛学到了铁炮的制造工艺，从此改行专营军火买卖。

至于官方意义上的“日本政府制铁炮”，则要等到公元1544年二月——岛津义久通过管领细川晴元，把成品进献给将军足利义晴，这才算正式面世。

这条传播路线有古籍《铁炮记》作证，看起来严丝合缝，可仔细一想，漏洞不少。

最说不通的是第一步：种子岛惠时父子花重金才买到两支原版火枪，照理说这是奇货可居的宝贝，凭什么轻易就把枪和技术交给了毫无渊源的津田算长和橘屋又三郎？《铁炮记》里把这个人写成“杉坊算明”，究竟是另有其人，还是津田算长的化名，至今也查不清楚。一个名字都定不下来的人，却成了整条传播链的起点，这本身就值得怀疑。

要解开这个结，恐怕不能只盯着种子岛这一座小岛，得把目光放到整个海上贸易网络上。

一支火枪从葡萄牙人手里转到种子岛领主手里，中间隔着语言不通、货币不通、规矩不通三道坎。最后是靠一个自称“大明儒生五峰”的人出面当翻译才谈成的。也就是说，种子岛能拿到枪，靠的不是钱多，而是有人替他们搭了桥。而搭桥的人，本身就是跑私货的。

对跑私货的人来说，一把枪从来不是收藏品，而是商品。商品的第一条规矩就是：必须流通。津田算长和橘屋又三郎不是外人，他们是同一个网络里的上下游。种子岛惠时把枪交出去，换回来的不是银子，是下一次还能拿到货的门路。他守不住这个秘密，也没必要守——真正值钱的是关系，不是铁。

这层关系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当时的中日贸易早就变了样。

应仁之乱以后，室町幕府的威权荡然无存。长期由大内氏和细川氏把持的对明勘合贸易，变成了“竞争上岗”的生死局。两边不仅在幕府内部争夺明朝发放的勘合符，背后的商团也在暗中较劲：支持大内氏的北九州博多商团，以及代表细川氏的堺町商团，各显神通，纷纷绕开官方渠道，通过中国东南沿海的不法商贩做起了走私生意。

与此同时，借着大航海时代的东风进入印度洋的葡萄牙人，控制了马六甲海峡，一度垄断了明朝与东南亚之间的海上贸易。正德年间，广东口岸已经出现“朝贡日稀，番商日少，岁入锐减”的局面。官方的路越走越窄，私下的路就越走越宽。火药、铁器、丝绸、硫磺，什么都敢运，什么都敢卖。

在这样的环境里，一支火绳枪从马六甲漂到种子岛，再从种子岛散到纪伊和堺町，根本不需要什么传奇故事。它只是顺着早已铺好的河道往下流而已。

至于葡萄牙人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还得再往前推一步。

他们参照征服印度的路子，于公元1509年窃占了珠江口外的屯门岛，一边修筑工事，一边大肆收买当地官员，大有把屯门变成东亚版果阿的架势。但明朝立国百年，虽然腐败堕落，军力却不是南亚次大陆那些苏丹国可以比拟的。自称“满剌加国”（即马六甲音译）王子送来的求援国书，明世宗朱厚熜可以不理；可接到葡萄牙人在广东沿海“大造火铳，劫掠村镇”的报告之后，朝廷就不能再无动于衷了。

于是1521年八月，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第一次海上交锋——屯门海战，拉开了序幕。

这场仗的结果很有意思：葡萄牙人被赶走了，可他们带来的东西没走。火器、航路、商人、掮客，全都留了下来，而且很快被中国人和日本人的走私网络接了过去。明朝打赢了一场海战，却没能关上那道门。

回过头看，铁炮在日本的扩散速度之所以快得反常，原因就在这里：它不是作为一件稀罕物被引进来的，而是作为一件现成的商品被批发进来的。买家早就排好了队，渠道早就铺好了路，连付款的方式都早就谈妥了。种子岛只是其中一个码头，津田算长和橘屋又三郎也只是其中两个经手人。

真正的主角，是那条在勘合贸易断绝之后疯长起来的走私线。

屯门海战中，葡萄牙海军的大型帆船固然犀利，却终究扛不住明军“火船冲击”与“水鬼凿底”的上下夹击。明军阵前立着一条死令：“遇佛郎机船可立毁之，遇佛郎机人可立杀之。”一年之后，葡萄牙人又在广东新会再败一次。武力入侵这条路走不通，他们便不敢再试。

明朝这边赢了仗，也没白赢。战场上缴获的“佛郎机铳”，被大量吸收、仿制，很快列装部队。日本人后来奉为至宝的“铁炮”，在明军眼里其实不算稀罕物。同一件武器，一边是镇国之宝，一边是军中常备——差距不在器物，在造器物的那套手艺和制度。

火枪能流进日本，靠的是另一条路。

宁波外海的双屿岛，这时候已经成了中日走私贸易的大买家兼保护伞。岛上有上千外国人，葡萄牙人、欧洲其他国家的基督徒和传教士都在其中；歙县人许栋、李光头盘踞在此，“司其质契”，替买卖双方做保、立契、抽成。有了这么个码头，欧式步枪流入日本市场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时间点也巧得过分。铁炮传上日本本土那一年，正是汪直的走私团伙频繁往返于葡萄牙人与日本之间的那几年，也正是明朝准备对双屿岛动手的前夕。葡萄牙人和汪直有没有把日本经营成后方军工厂、进而与明朝长期对抗的打算，后人无从得知。但从结果看，这条线确实铺成了。

公元1548年四月，闽浙总督朱纨率军扫荡双屿岛。岛上葡萄牙人被杀戮殆尽，港口又被“聚木石、筑塞”，彻底堵死。葡萄牙人在浙江外海的活动，到此终结。

一年后，朱纨又在福建漳州府走马溪突袭了正在与当地商旅交易的葡萄牙商船。这一仗他打赢了，人也完了：因为擅杀“通番”的九十六名当地商贾，他被弹劾下狱，最终含恨自尽。

朱纨之死，比双屿岛的覆灭影响更深远。

他死之后，东南沿海再没人敢认真办海禁。查得严，是通番；查得松，是纵寇。左右都是死路，后来的官员索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朝廷以为杀了一个总督就能平息争议，实际是把最后一道闸门拆掉了。

葡萄牙人这边则彻底改了策略。挨过一个东方帝国的重拳之后，他们不再硬闯，转而把贸易重心移到广东，积极配合地方官府清剿海盗、疏通关系。1553年，他们获准入住当时叫作“濠镜”的澳门。从屯门的炮台到澳门的商馆，这条路他们走了三十多年，最后是靠低头走通的。

海上的格局由此一变。许栋、李光头相继被朱纨剿灭，汪直另起炉灶，自立为船主。他“招聚亡命，勾引倭奴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等，造巨舰，联舫一百二十步，可容二千人，上可驰马”。此后他接受日本战国大名松浦隆信的邀约，以肥前国的平户岛、萨摩国的松浦津为基地从事海上贸易，号称“五峰船主”。

田汝成《汪直传》的说法更夸张：说他据萨摩洲之松津浦，“僭号曰宋，自称曰徽王，部署官属，咸有名号”，“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

嘉靖三十一年（1552），汪直吞并福建海盗首领陈思盼，把大本营移到松浦津，自称徽王，并不时派部下引导倭寇袭扰内地。当时“海上之寇，非受直节制者，不得存”。

有意思的是，汪直起初对朝廷抱有极大期望。地方官员默许“私市”的暗示传来，他干得十分卖力：主动配合官府，平定陈思盼等多股烧杀掠夺的海盗，维持沿海秩序，一步步坐稳“海上霸主”的位置，甚至打算在舟山沥港重建双屿港当年的繁华。

一个海盗头子替官府维持秩序，听起来荒唐，实则合理。他要的不是造反，是合法做生意的资格。只要口子开着，他愿意当那个管住其他人的人。明朝给他的答复，是嘉靖三十二年（1553）闰三月的一个深夜。

总兵俞大猷率官军偷袭沥港，围歼汪直。汪直随即遣徐海、陈东、萧显、叶麻等人勾结倭寇报复，自己败走日本。

双屿港没了，沥港也没了。浙江的国际海上贸易网络遭受重创，而那个唯一能把海上散沙捏成一团的人，也被逼到了对面。

从此以后，东南沿海再没有“海上霸主”，只有一群谁也不服谁的武装商团。徐海、陈东、萧显、叶麻各拉山头，倭寇从被管束的对象变成了失控的洪水。汪直后来虽然一度与胡宗宪谈判、赴大陆受抚，终被处死——那是后话。但根子，就扎在沥港那个深夜。

嘉靖三十三年（1554）四月，胡宗宪受命出任浙江巡按监察御史，后来一路做到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总督南直隶、浙江、福建等处军务，把东南沿海的抗倭重担全压在了肩上。

他上任后第一件事，不是打仗，而是招降汪直。

胡宗宪的做法很实在：先把汪直的老母、妻儿从牢里放出来，好吃好喝供着；随后派蒋州和陈可愿出使日本，找到汪直的养子王滶（号毛海峰），几经周折才见到汪直本人。见面之后，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汪直得知家人安然无恙，当场喜极而泣，向来使吐露苦衷：“我本非为乱，因俞总兵图我，拘我家属，遂绝归路。”

这句话分量极重。一个被朝廷定性为“倭寇之首”的人，自认从未想过造反，是被逼到绝路才走到这一步的。至于通商互市的承诺，更让他无法拒绝。汪直当即表示愿意听命，把蒋州留在日本作人质，又派毛海峰护送陈可愿回国面见胡宗宪，具体商量招抚与通商互市的事宜。胡宗宪对毛海峰厚加抚慰，彻底打消了汪直的疑虑。

这场谈判里藏着一条清晰的逻辑：汪直要的是合法做生意的资格，胡宗宪要的是一个能管住海上散沙的人。两人各取所需，本来谈得拢。

可惜胡宗宪做不了主。

嘉靖三十七年（1558）二月五日，汪直被杭州巡按御史王本固诱捕。三司集议时定下的罪名写得极重：“汪直始以射利之心，违明禁而下海，继忘中华之义，入番国以为奸。勾引倭夷，比年攻劫，海宇震动，东南绎骚……上有干乎国策，下遗毒于生灵。恶贯滔天，神人共怒。”

胡宗宪自己的奏疏也变了调子。他在《明世宗实录》卷四百七十八中写道：“（汪）直等勾引倭夷，肆行攻劫，东南绎骚，海宇震动。臣等用间遣谍，始能诱获。乞将直明正典刑，以惩于后。宗满、汝贤虽罪在不赦，然往复归顺，曾立战功，姑贷一死，以开来者自新之路。”

注意这两段话的差别：前面是定罪，后面是请功。“臣等用间遣谍，始能诱获”——人是我骗来的，功劳是我的。至于汪直本人的死活，反倒成了可以讨价还价的零头。胡宗宪替汪滶、汪汝贤求了条生路，却不敢替汪直求。

明世宗朱厚熜下诏：“直背华勾夷，罪逆深重，命就彼枭示。宗满、汝贤既称归顺报功，姑待以不死，发边卫永远充军。”

汪直至死不肯认这个罪。早先面对胡宗宪的指责，他就反驳过：“总督公之听误矣！直为国家驱盗非为盗者也！”下狱时连声追问：“吾何罪？吾何罪？”他还写下一道《自明疏》，理直气壮地申辩：“窃臣直觅利商海，卖货浙福，与人同利，为国捍边，绝无勾引党贼侵扰事情，此天地神人所共知者。”历数自己剿贼的功劳后，他仍祈求皇上开放海禁，承诺“效犬马微劳驰驱，愿为朝廷平定海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