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周瑞琪

阳翰笙（1902—1993），原名欧阳本义，四川宜宾高县人，著名剧作家，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从事国统区文化统战工作数十年，是抗日文化统一战线重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弃武从文

1924年，阳翰笙考入国共合作创办的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开始接触进步思想。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初，他进入黄埔军校任政治部秘书，次年以师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彪炳史册的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这位黄埔军校出身的军事干部没有踏入硝烟弥漫的战场，却走进了更为隐蔽、也更为持久的文化统一战线。多年后，阳翰笙回首道：“那条路虽然明知是荆棘丛生的，然而我不怕，我得拿起我的笔、我的枪、我的一切武器，依然那样勇敢地走下去！”

1927年底，阳翰笙回到上海，加入文学社团创造社。彼时，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等作家之间正发生激烈的文学论争。1929年秋，党组织明确要求停止争论、团结鲁迅。阳翰笙随即召集创造社、太阳社骨干传达指示，经反复说明团结的意义，争论才终于平息，为组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奠定了基础。

1930年3月2日，“左联”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正式成立。在成立大会上，阳翰笙代表党组织作了总结性讲话，强调“要加强我们队伍的团结，团结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左联”成立后，阳翰笙一面担任“左联”的党团书记，开展文化统战工作，一面创作长篇小说《地泉》等作品，书写各阶层在革命中的觉醒与团结，在左翼文坛产生了广泛影响。

此后，阳翰笙的统战工作从文学扩展到戏剧、美术、教育、新闻等多个领域，推动成立了“社联”“美联”“剧联”等左翼文化团体，组建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并任党团书记，将中国的左翼文化力量拧成一股绳。多年后他回顾这一幕时说：“这是我国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文化工作者第一次的大团结。”1931年，阳翰笙与宣侠父共同创办湖风书局，使之成为“左联”的出版阵地，《北斗》《文学导报》两部左翼刊物也在此问世。

1932年，左翼文化运动的重心向电影转移。阳翰笙将戏剧界、音乐界人士引入电影界，以对抗国民党日益收紧的文化封锁，同时创作《铁板红泪录》。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描写农民武装斗争的电影文学剧本。该片于1933年上映，它“鲜明的政治色彩给中国影坛带来了新的气息”，引发了观众和电影评论界的强烈反响。同年9月，阳翰笙进入艺华影业公司（简称“艺华”），将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配置于各岗位，从而使公司的拍摄工作遵循文化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此间，他又先后写就了《中国海的怒潮》《逃亡》《生之哀歌》等反帝反封建剧本。

1935年初，国民党搜捕左翼文化人士。2月19日，阳翰笙被捕，经各界人士营救，方改为软禁。即使丧失自由，他仍案头未歇，悄然接编南京《新民报》副刊《新园地》，发表了《养狗篇》《打狗篇》等数十篇杂文。1936年，为扩大文艺界联合战线，“左联”“文总”相继解散。阳翰笙虽处于软禁状态，但仍持续发声，联合数百名文化界人士发表《中国文化界为争取演剧自由宣言》。他所创作的《生死同心》《夜奔》《新娘子军》等剧本，被拍成电影后陆续上映。

1937年7月，阳翰笙的软禁生活结束了。他奔赴武汉，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走向更为广阔的文化统一战线战场。

文化统战

1937年底，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武汉随之成为全国文化抗战的中心。阳翰笙也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迅速投入江城武汉的文化统战工作，成为周恩来最倚重的助手之一。作家舒湮曾直言道：“翰老是周总理的得力助手。从黄埔军校到建国后的‘周办’，始终追随左右。”

1937年12月，由阳翰笙发起筹组的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正式成立。当日晚宴上，阳翰笙提议：戏剧界已团结起来，整个文艺界也应有属于自己的全国性组织。得到各方响应。次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成立，周恩来亲临讲话，赞扬道：“全国的文艺作家们，在全民族面前，空前的团结起来。”

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阳翰笙还承担起协助郭沫若筹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艰巨任务。起初，文化界许多进步人士不愿去国民党机构工作，周恩来对阳翰笙说：“到第三厅去，不是去做官而是去工作，去斗争……你们三厅的人要团结起来，要放手工作。”阳翰笙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将田汉、胡愈之等人团结进来。1938年4月1日，第三厅成立，郭沫若任厅长，阳翰笙任主任秘书，并汇聚了田汉、洪深、徐悲鸿、冼星海等文化界名流。周恩来作为政治部副部长，直接指导第三厅的宣传工作。阳翰笙既是周恩来的参谋，又是具体事务的操盘手，组织架构的搭建、人员的配置、日常事务的运转，都由他一手操持，构筑了他此后多年文化统战工作的基本格局。

第三厅在成立当月，便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抗战扩大宣传周”。4月7日至13日，演讲、歌咏、美术、戏剧、电影、游行等活动在武汉三镇全面铺开。这是中共在国统区首次以公开名义主导的大规模抗战宣传活动。此后不久，阳翰笙与田汉、洪深等人，将汇聚武汉的救亡演剧队改编为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和5个电影放映队，分赴各地前线。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还创作了《八百壮士》《塞上风云》等剧本，配合第三厅的抗日统战宣传，极大地鼓舞了前线士气。

创作高峰

武汉沦陷后，阳翰笙随第三厅撤退，于1939年初抵达重庆，开启了一场更为艰难的文化战线坚守之旅。

1940年前后，国民党多次施压要求第三厅入党，郭沫若、阳翰笙等人集体辞职。周恩来对张治中说，这批文化人你们不留，我们请他们到延安去！蒋介石这才被迫同意另立机构。应约会见蒋介石后，阳翰笙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一语道破：“他划圈圈，我们可以跳出圈圈来干嘛！”1940年10月，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工会”）正式成立，郭沫若任主任，阳翰笙任副主任。曾在第三厅和“文工会”工作过的王琦回忆称，这一时期阳翰笙“不仅是郭老的左右手，又是周恩来在文化界进行工作的重要参谋”。

皖南事变后，南方局决定以话剧为突破口继续斗争。阳翰笙于1941年9月完成六幕历史剧《天国春秋》，借古讽今，通过剧中人物之口喊出“大敌当前，我们不该自相残杀”。值得一提的是，早在“文工会”成立之前，阳翰笙就已开始部署文化阵地的场地建设。1940年4月，他向周恩来建议修建一座专门用于话剧演出的剧场，得到采纳。次年4月，剧场竣工启用，取名“抗建堂”，寓意“抗战必胜，建国必成”。5月，阳翰笙着手筹建的民营剧团——中华剧艺社在重庆正式成立。抗建堂提供了场地，中华剧艺社提供了队伍，“雾季公演”的条件已经具备。

1941年至1945年间，由阳翰笙参与组织的“雾季公演”连续举办了四届，创造了中国话剧的黄金时代。首届公演中，《大地回春》《棠棣之花》《天国春秋》《屈原》等剧目轮番上演，盛况空前。为保障公演顺利推进，阳翰笙事必躬亲，曾为上演郭沫若的《屈原》奔波数日直至病倒。在他的日记里，选择剧目、商谈演员、敲定档期的琐碎记录，几乎贯穿了“雾季”的始终。四年间，中华剧艺社始终是“雾季公演”的主力，负责人陈白尘在《阳翰笙与中华剧艺社》一文中写道：“中艺”在重庆演出大型剧本不下50多种、300场以上，观众约200万人次，“上有‘胡公’（周恩来）这‘总司令’，而始终具体领导着‘中艺’的则是阳翰笙同志”。

这一时期也是阳翰笙个人创作的高峰期。他先后完成《天国春秋》《草莽英雄》《两面人》《槿花之歌》等七部话剧与电影剧本，赢得了后世“文坛泰斗”的美誉。著名剧作家曹禺评价说，阳翰笙把革命和创作结合得水乳交融、相得益彰，“既是实干家，又是领导者，既是一员干将，又是一位帅才”。周恩来常常提到阳翰笙，说他“一面积极做文艺界的疏导工作，开展统战，还要‘为延安服务’；一面又利用业余时间紧张写作，写出战斗性很强的作品”。

1945年，抗战临近尾声。2月，阳翰笙与郭沫若等人拟定《文化界对时局进言》，挨家挨户登门拜访，秘密征集了312位文化界人士签名，呼吁成立联合政府。进言发表后，在社会各界引起巨大反响，也刺激了当局的神经，蒋介石大为震怒，下令解散“文工会”。4月，“文工会”解散，阳翰笙随后转至中苏文化协会，继续从事统战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阳翰笙历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秘书长、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同时兼任中国文联副主席、党组书记，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等职。繁忙之际他仍坚持创作，陆续写就了《三人行》和《北国江南》。“文革”后，他重新提笔，转向革命回忆录的撰写，留下《李硕勋牺牲前后》等珍贵史料。1992年，90岁高龄的阳翰笙被授予中国电影“终身成就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