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新的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林毅夫、余永定、姚洋、李迅雷等一众国内顶尖专家、学者，对地方债发表了一系列言论。

余永定表示，中央政府账本干干净净，地方账本一塌糊涂，这种格局必须改变；中央杠杆率仅在30%左右，完全有空间大规模发债，追求“财政可持续”远比死守“静态收支平衡”重要。

姚洋疾呼，“中央发债救地方”是第一要务，“用长期手段解决短期生死问题，长期我们都死掉了”。

李迅雷呼，吁彻底放开限制，允许地方直接把专项债额度用于债务置换和清还民企欠款。

林毅夫建议，借鉴当年成立四大AMC剥离四大行坏账的模式：甄别债务属性，将合规的基建债务由中央集中置换承接，给地方干部卸下包袱，让地方真正轻装上阵、重启增长活力。

看看这些专家、学者的发言、讲话、观点，都有道理，也都符合目前的实际情况，可以在决策时用以参考。

我想说的是，专家、学者的这些言论、观点，为什么都要等到现在才来说，早干什么去了？如果早点说，早点提，问题不就没有这么严重了吗？

在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没有推行前，也是专家、学者们在呼吁，应当增强中央政府的调控能力，提升中央财政在全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

于是，分税制财政体制实行了，中央财政的财力急剧增加，财权明显增强。但是，地方呢？财权大幅减弱，事权却来不断增多，形成财权与事权的极不匹配。此时此刻的专家、学者们，有过不同意见吗？没有，而是继续在高喊中央政府集中财力的优势和好处，完全不考虑地方的死活。

地方没招，只能在土地上找出路。于是，专家、学者们又开始发言了，加快房地产市场开放力度，加大城市建设力度，地方可以通过负债加快城市建设步伐。

没有几年，城市建设框架拉开了，房地产市场火爆了，地方政府债务也快速扩大了。就是到了债务扩大、房产出现相对过剩了，专家、学者们仍在乱吹投资建设的好处。有学者更是扬言，中国的投资拉动期仍有二十年、三十年。

这就是专家们所做的事，结果呢，房地产市场出问题了，政府运行也出问题了。

前两年，专家、学者们又发表言论了，要稳房地产市场，要稳房价，要保交房，建议中央放宽银行对房企的资金管控。结果，投向房地产的贷款又大幅增加。

那些发表支持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推动房价快速增长的专家、学者们，出来走几步啊。最新发表言论的这些专家、学者，以前都说了些什么呢？

现在可好，又在借口提建议，让中央把地方债全部接下来。

我们想问的是，专家、学者们，你们真的了解地方债吗？知道地方有多少债吗？中央接得起吗？恐怕又是按照理论的那一套推算的，是想当然。

对地方来说，实际压根就没有想过还债，从放债开始，就没有想过还。如果中央上收全部债务，地方一定还一个更大的债务。对地方债来说，只能用时间换空间，通过债务置换的方式缓解债务风险。同时，下达控制债务目标，让地方把精力放在发展经济方面。

在债务问题上，只有一个方面可以放宽，那就是为经济发展提供保障的债务，可以增加。前提是，必须能够形成产出，要严格考核。如果债务扩大的结果，没有形成产业、产出，没有偿还债务的收入来源，追究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的责任，且终身追究。

也许有人会说，如果这样做，就没人敢去发展了。问题就在这儿，由于地方在干部选拔中没有真正把发展经济、造福人民放在最重要位置，从而让那些真正想干工作的人，想为民造福的人没有进入到岗位上，才造成目前的格局。地方用人，才是最大的问题。用人问题不解决，债务怎么处置都永远是风险。

所以，专家们看不到问题的真谛，却在叽叽歪歪提建议，只能是越提越坏。因为，在这些专家、学者那里，永远是对的，负债是对的，发展房地产是对的，解决地方债务还是对的。不对的，只有从事具体事务的。我们想总结的是，专家一张嘴，问题一大堆，学者一开口，很难不闯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