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点零八分，我被书房传来的咳嗽声惊醒。
分房快二十年了，这声音我熟得很。又短又闷，像谁躲在屋里踩碎了一把干柴。
我翻身下床，本想去倒杯水，脚却不由自主拐向了书房。
门没锁，虚掩着一条缝。我伸手推开的那一瞬，整个人像被人拿着木棍从后脑勺敲了一记。
朱永财趴在桌上睡着了。
面前摊着一只老式铁皮盒，盒盖大敞，厚厚一沓存单散在盒边。
他右手边搁着半页没写完的信纸，顶头一行字墨迹未干：“玉兰，有些话我憋了二十年，再不说……”
我退了半步，手扶着门框，指甲掐进木头里。书架角落那盆快枯死的茉莉，正对着他弓着的背，叶子蔫巴巴的，像他这些年弯下去的腰。
我母亲病危那年，他红着眼从外面跑回来，说钱没凑够，再等等。母亲没等到。
等什么？我不知道自己站了多久。二十年，到底还有多少事，是他一个人扛着，连一个字都不肯让我听见？
凌晨两点，客厅的挂钟“嗒”地响了一声。
我回过神来，才发觉自己站在门口，腿已经站麻了。朱永财一动不动，呼吸声均匀得像一头累极了的牛，连趴在桌上睡都睡不踏实，眉头还皱着。
我先退回了自己房间。
躺下，闭上眼，脑子里却全是那沓存单的画面。
存单的落款我瞄见了几个。何玉兰。整整齐齐，每一张都写着我的名字。
他说他存钱干什么？
他有自己的工资卡，每月退休金四千出头，我从来不问他花在哪里，他倒也从来不主动交。
这些年家里的开销都是我在管，他的钱自己留着，他自己也是个省的人，一年到头连件像样的衣裳都舍不得添。
我翻了个身，被子蒙住半张脸，心里翻来覆去不是滋味。
这十几年，女儿朱晓芸结婚的时候，他掏了八万嫁妆钱，说是他攒的。
我当时问他哪来那么多钱，他含糊地说“攒的呗”，我也没有细究。
这沓存单，就是那些年一张一张攒下来的？
我越想越清醒，干脆披了件棉袄坐起来。
窗外的月光透过纱帘照进来，落在衣柜的镜面上，映出一个头发花白、满脸沟壑的老太婆。
我突然想到，朱永财今年六十二了，我也五十八了。
结婚那年我二十六，他从部队退伍回来，经人介绍相了亲，头一回见面他连话都说不利索，憋了半天才问我：“你觉得俺这人咋样？”
我说：“还行。”他就红着脸傻笑。那时候他多年轻啊，头发黑得像墨，笑起来眼睛弯弯的，浑身上下都冒着股子使不完的劲儿。
怎么就走到了今天这一步？
二十年前，具体我也记不清是哪天了，他夜里咳得厉害，我睡得浅，被他吵醒了好几次，心里烦，迷迷糊糊说了一句：“咳得人睡不沉，不如去书房睡。”第二天晚上，他就真的把被褥搬进了书房。
我没说什么，他也像没事人似的，谁也没再提这一茬。
那年我母亲刚去世不久，我整宿整宿地睡不踏实，他搬出去以后，我确实清静了不少，后来就再也没有搬回来过。
这些年我不止一次想过这个问题。
他搬书房，到底是嫌我絮叨，还是嫌我烦？
我嘴上不说，心里其实一直觉得，是我那句“不如去书房睡”伤了他。
可他也没给我道歉的机会。
第二天早上，我煮了稀饭，炒了一盘青菜，又煎了两个荷包蛋。
朱永财七点准时起来，洗了脸，坐到桌前，端着碗喝稀饭，也不说话。
他吃饭快，筷子夹着青菜往嘴里扒，三两下就见了碗底。
我坐在他对面，看着他，他感觉到我在看他，抬头问了一句：“咋？”
“没事。”我低下头喝粥。
他搁下碗，起身去阳台，拿着那个小喷壶给茉莉浇水。
那盆茉莉已经蔫得不像样了。
叶子发黄不说，好多都卷了边，像烤焦了的菜叶。
我前阵子就说过要扔掉，他不肯，说“还能活”。
他天天浇，越浇越黄，我也懒得拦。
我端着碗走到厨房门口，从窗户看他的背影。
他穿着一件灰扑扑的旧毛衣，肩膀有点驼，蹲在地上，拿喷壶凑在花根边，小心翼翼地浇，动作慢得像在给什么宝贝擦灰。
那盆破茉莉有什么好宝贝的？
我实在想不通。
我洗碗的时候，听见他在客厅里咳嗽。
咳了两声，又强行压住，像怕吵了我——可我都醒了，在厨房站着，他不可能不知道。
这个习惯，他保持了二十年。
明明咳得嗓子都哑了，偏偏憋着，不肯让我听见似的。
我有时真想问他一句：老朱，你憋了一辈子，到底憋着多少事？
那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问了又有什么用呢？他不想说的，打死也不说。
上午十点多，邻居罗秀梅来串门，手里端着一碗刚出锅的红烧肉，非说新学的手艺，让我尝尝咸淡。
她这人，嘴碎，热心，又精明，一双小眼睛滴溜溜转，啥事都瞒不过她。
她把肉搁在桌上，自己拉把椅子坐下来，眼睛往屋里扫了一圈，压低声音问我：“你家老朱呢？”
“去超市了吧。”我随口应了一句。
她撇撇嘴，凑近了些：“我跟你说个事，你可别往外传。”她凑得更近，声音压得更低，“我家那个老头子，上个月被我发现，在小区后门一家棋牌室里头有个相好的，比他小十岁。”
“啊？”我愣住，“不会吧？老赵平时看着挺老实的。”
罗秀梅冷笑了一声：“老实？男人老了才不老实呢。他要是突然天天往外面跑，回家就抱着手机不撒手，鬼鬼祟祟的，你心里就得打个问号了。”
我嘴上应付着，心里却“咯噔”一下。
朱永财不玩手机，他连智能手机都使不利索，也不会转账，每次交水费都是去银行柜台。
他更不往外跑，除了买菜，他哪儿都不去。
可他在书房里锁着抽屉，这是不争的事实。
罗秀梅走后，我把那碗肉搁进冰箱，坐回沙发上发了会儿呆。
那颗心，像被人投了一颗石子进去，荡开一圈一圈的波纹，怎么都平静不下来。朱永财啊朱永财，你到底藏了什么？
我拉开茶几下面的抽屉，翻出一个旧信封，里面是各种水电缴费单。
我翻了翻，底下露出一张银行回单。
我拿起来一看，上头写着“转账汇款”几个字，收款人叫“刘芳”。
刘芳？这个名字我从来没听他说过。
我又看了看单子底下的日期，上个月十五号。金额不大不小，八百块。不是给我转的，我也没叫刘芳的亲戚朋友。
我捏着那张回单，手心里出了一层薄汗。
这个念头一旦冒出来，就像藤蔓一样疯长，拉都拉不住。
朱永财在我面前沉默寡言，可他背着我，又是给一个叫刘芳的女人转钱，又是锁着书房的抽屉，这日子里到底有多少事是我不知道的？
傍晚朱永财回来了。
他去超市买了一大袋子东西，搁在门口，换了鞋自顾自地走进客厅，倒了杯水咕咚咕咚灌下去。
我没提那张单子的事，只看了一眼他买的菜，“今天怎么买这么多？又不是过年。”
“超市打折。”他应得简短，转身进了厨房，把东西一样一样码进冰箱。
我站在客厅望着他的背影，忽然发现他后脑勺的白发又多了不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霜。
这个背影，我看了三十多年。
早年间他年轻，腰板直，肩膀宽，干活利索。
可他什么时候开始驼背的？
他什么时候开始白头的？
我怎么都没注意到。
晚上朱永财吃了两碗饭，抹了嘴，看了一眼电视新闻，就站起来说“我困了，先睡了”。他洗了把脸，就进了书房，关上门，像往常一样。
我坐在客厅里没动，电视里播着天气预报，我却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九点半，女儿朱晓芸打来电话，跟我聊了几句外孙的事，说我周末要是没事就去看看孩子。
我应着，挂了电话，抬头看了一眼书房的门。
底下的缝里透着一线昏黄的光。
他在干什么？看书？算账？还是在回味今天偷偷做的事？
我突然羡慕起罗秀梅来。
她嘴碎，可她有火就发，有气就撒，她老伴要是做了什么让她不顺心的事，她能站在院子里骂上半天，骂完了心里那股堵着的气也就散了。
可我不是那种人，朱永财也不是。
我们俩都太能忍了，像两只闷葫芦，肚子里装着千言万语，嘴上却死活倒不出来。
想想也是好笑，分房睡了二十年，到头来竟是他瞒我的事情越来越多。
大概到了十一点半，书房的灯灭了。我听见他咳嗽了两声，又压住了。
我关了电视，回到自己房间。
在床上躺了很久也没睡着，翻来覆去的，脑子里全是那张写着“刘芳”的回单。
刘芳是谁？
跟他什么关系？
他没有兄弟姐妹，老家的人我也都认识，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我越想知道，就越睡不着，最后还是迷迷糊糊地眯着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又被一阵急促的咳嗽声惊醒了。
我醒来一看，手机屏幕上的时间，凌晨一点四十九。
咳嗽声是从书房传出来的，压得低低的，断断续续，像喉咙里卡着什么东西吐不出来。
我竖着耳朵听了听，那声音持续了大约一两分钟，才慢慢停下来。
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书房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响声，像是有人在翻纸。
这个点，他翻什么纸？
我轻手轻脚地起了床，脚上没穿拖鞋，赤着脚踩在冰凉的地板上。
拉开卧室门，连廊外的感应灯没亮。
我借着月光摸到书房门口，门缝里透出一线光。
他没有睡觉，他在里面翻东西。
我站在门口，那扇门隔着我和他的秘密，薄薄的一层木，却像隔了一辈子。我要不要推开？
我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没推，退回了房间。
早上六点多我就醒了。天才蒙蒙亮，窗外灰扑扑的。我躺在床上听动静，听见书房门“嘎吱”响了一声，朱永财走了出来。
我赶紧闭上眼，装睡。
他经过我房间门口时脚步顿了一下。我听见他好像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脚步声远去了。
他在看我？还是他也在犹豫什么？
等我起来的时候，他已经在楼下转了一圈回来了，手里拎着一袋豆浆油条，放在桌上，人又到阳台上蹲着去了。
我洗漱完出来，看到他蹲在阳台那盆茉莉花面前，拿一根小竹签轻轻松松地拨弄着花盆里的土。
那茉莉花叶子黄得彻底，几乎看不到一点绿色了。
“这花怕是活不成了。”我站在他身后说了一句。
他头也没回，声音闷闷的：“能活。你看着，再过段日子它就缓过来了。”
我没再说什么。他这种倔，跟当年一模一样。认定了的事，十头牛都拉不回来。
吃完早饭，他收拾好碗筷，说今天要去趟邮局。我问他寄什么，他说“寄个东西”，就不再多说了。
我坐在窗边，看着他出了小区大门，朝右拐走了。
他走路有点跛，左腿膝盖不好，是早年当兵时落下的毛病，走不了太久的路。
可他没打车，就这么一步一步地走着，背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街角。
邮局？他去邮局干什么？家里又没人需要寄东西。
我越想心里越觉得不对劲。
等到下午，他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张薄薄的什么纸，叠得整整齐齐放进了上衣口袋里。
我没看清他拿的是什么，但我看得出来他脸上的神情有点不同寻常，眼角似乎带着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亮光。
是高兴？还是别的什么？
晚上他进了书房，又关上了门。我躺在床上，听着那边传来的翻纸声，觉得自己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揪着，一阵一阵发紧。
我突然想起罗秀梅的话：“男人要是鬼鬼祟祟的，你心里就得打个问号。”
朱永财啊朱永财，你到底瞒了我多少事？
这个念头，像一根刺一样扎在心上，怎么都拔不掉。
那一夜我做了个梦。
梦到我妈还活着，坐在老家的院子里剥豆子。
她说：“玉兰，你那个男人，是个好的。”我说：“妈，他好什么呢，连话都不跟我说。”我妈笑着摆摆手：“好男人不用说话，他能做到的事都在背后呢。”
醒来时枕头湿了一片。我坐起来，看着窗外灰蓝的天空，心里说不出是苦是涩。
我妈走的那天，朱永财从外面冲回来，满裤腿的泥。
他说他去借钱了，说手术费还没凑够，让我再等等。
我站在医院走廊里，看着他空荡荡的两手，一句话都没说。
我妈下午就走了，没能推进手术室。
我记得那天他蹲在走廊尽头，把脸埋在膝盖里。
他肩膀一耸一耸的，想哭又不敢出声。
我看着他，心里又恨又痛。
我知道他去借了，可那又有什么用呢？
人已经没了。
那之后我就再没见他哭过。他像一根绷紧了的弦，把所有的委屈和眼泪都往肚子里咽，咽不下去的，就化成一声声压不住的咳嗽。
他不愿意跟我说那些事。我后来想了很久，大概是因为，他总觉得他欠我一条命。
欠我妈的。欠我的。
可他不知道的是，我从没怪过他。我只是不知道怎么开口，告诉他我不怪他。我们一晃蹉跎了二十年，谁也不肯先开口。谁先开口，谁就输了似的。
现在好了，他连存单都瞒着我，背着我不知道还有多少秘密。
周三下午，罗秀梅又来了，这回她没端肉，空着手进门。
她问我，老朱今天是不是又去银行了。
我说你怎么知道。
罗秀梅压低声音说：“我今天在楼下买菜，看见他从银行出来，手里拿着一沓东西。我看他挺小心的，还回头四处张望了一下。”她说着，用一种意味深长的眼神看着我，“你家老朱，该不会真背着你在外面弄了个什么事吧？”
我没接她的话，心里却像被人浇了一瓢凉水。
上次我去阳台晾衣服的时候，路过书房门口，发现他书桌的右边抽屉上了锁。
抽屉是普通的木头抽屉，锁头是新的，买回来还没几个月。
他在防谁？防我还是防外人？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我打了一个寒颤。
“你怎么了？”罗秀梅瞧出我不对劲，问了一句。
“没什么。”我勉强挤出一个笑，“大概是没睡好。有点头晕。”
她走后，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坐了很久。
电视上播着戏曲节目，咿咿呀呀的，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墙上的挂钟时针一格一格地挪着，我看着它，觉得时间又慢又长。
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朱永财还没回来。
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回来吃饭。
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像是坐在一艘没有方向的船上。
门锁“咔嗒”响了一下，朱永财回来了。
他进门时脸上带着一点不太寻常的红润，像是刚走了不少路。
他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盒什么东西，进了门就径直走进了书房，锁上了门。
吃饭的时候，我憋了很久，还是没忍住，问了一句：“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目光有些闪烁。“没事。”
“你要是有事，就跟我讲。”我说，“咱们是一个屋檐下的夫妻。”
他沉默了一下，筷子停顿在半空，最后说了一句：“没什么事，你别瞎操心。”然后低头继续扒饭，不再看我。
我心里那根刺，扎得又深了些。
晚上女儿又打来电话，跟我说外孙幼儿园要组织春游，需要交两百块钱活动费。我说行，等周末过去给你带。她嗯了一声，又问我：“爸还好吧？”
“好着呢。”我说。
挂了电话，我坐在床沿发了会儿呆。
朱永财不是那种心术不正的人。
我们过了大半辈子，我虽说不完全懂他，但也不至于完全瞎了眼。
可那封写着“刘芳”的汇款单、那把锁住抽屉的锁、他每次去银行小心翼翼地四下张望……这些东西摆在一起，我怎么替他开脱都站不住脚。
我深吸了一口气，做出了一个连自己都觉得心惊的决定。
次日下午，朱永财前脚出门买菜，我后脚就进了他的书房。
书房的窗帘半掩着，光线昏暗。
屋里一股淡淡的烟味，他明明不抽烟，不知从哪里沾回来的。
书桌的抽屉严严实实地锁着，我拉了拉，纹丝不动。
那张锁确实新，锁眼亮晃晃的，像是才换没几天。
我又翻了翻书桌上的几本旧杂志和一本老黄历，都是正经东西。桌面干净极了，连灰尘都擦得干干净净。他这些年，倒是个爱干净的男人。
然后我拉开中间那层没上锁的抽屉，发现一部旧手机躺在抽屉最深处。
这是朱永财以前用的那部老人机，他换新手机后，我一直以为他扔了，没想到他还留着。
我拿起来按了一下，屏幕亮了。
我想了想，翻了翻通讯录。
存的联系人不多，大都是家里人。
我再往下翻，看到一个备注名：“那孩子”。
一串号码没有存在通讯录里，只有一个通话记录，显示今天中午十二点零七分，时长八分半。
又是“那孩子”？
那孩子是谁？
我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没按下回拨键。我把手机放回原位，心里的疑问却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傍晚朱永财回来，神色如常。
我没提手机的事，他也没主动说。
晚饭后他坐在沙发上看新闻联播，看得很专注，眼睛都不眨一下。
我在他旁边坐下，离他不到一尺远，他身上的气味清清楚楚地飘进我的鼻子里。
一股淡淡的、像肥皂又像药膏的味道。
那味道不是我们家的。
我们家用的洗衣粉是雕牌的，肥皂是上海硫磺皂。可他身上这个味道，有点凉丝丝的，又带点甜。我从来没闻过这种味道。
“你这衣服，喷什么东西了？”我尽量装得随意。
他低头嗅了嗅自己的袖子，“没有啊。”
“闻着有股味儿。”我说。
他拉了拉袖子，又嗅了一下：“没喷啥，可能是菜市场沾的气味吧。”
我没再追问。但心里那个疙瘩，越盘越大。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决定：明天他要再去银行，我就悄悄跟在后面，看看他到底是去做什么的。
第二天上午朱永财说要出门买菜。我没吱声，坐在沙发里看电视。等他出门大约两分钟后，我起身穿了外套，也跟了出去。
他走得不算快，腿脚不太利索。
我跟在他后面约莫半条街远的地方，一边盯着他的背影，一边假装在路边的摊子上看东西。
他一路往南走了大约二十分钟，拐了个弯，停在一家银行门口。
他朝玻璃里面望了一眼，然后推门走了进去。
我在门外找了一个能看见里面的位置，侧身站着，从玻璃反光里观察他的动作。
他走到柜台前，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什么东西，递了进去。
柜员接过来，敲了一阵键盘，然后递出一张回执单让他签字。
他弯着腰，一笔一画地签。那签字的动作，认真得像个刚学会写字的孩子。
签完字，他收起回执单，朝门口走来。我赶紧闪到旁边一家店铺的招牌后面，等他走远才探出头来。
他脸上带着一种我说不出来的表情，像是松了口气，又像是完成了一件要紧的大事。
他的脚步比来时轻快了一些，手里的回执单被他叠得整整齐齐，放进了上衣内袋里面。
我心里的疑云更重了。他是在取钱？还是在存钱？还是……在给别人转钱？
银行门口保安大叔看了我一眼，我连忙低头装作在看手机，等他走远才从招牌后面走出来。
我走到银行门口，犹豫了一下，还是推门进去了。
柜台里坐着一个小姑娘，见我进来，笑着问我办什么业务。
我说：“我想问一下，刚才那个男的，转到哪里去了？”小姑娘愣了一下：“阿姨，客户的隐私我们不方便透露。”
“我是他爱人。”我说。
小姑娘一脸为难。我站在柜台前，心里竟生出一种荒唐自己的冲动。我在干什么？我怎么会变成这样？
“那……收款人叫什么？”我低声问，“我总可以知道吧？”
小姑娘迟疑了一会儿，小声说：“阿姨，我确实不方便讲。”她顿了一顿，又说，“不过您要是认识那个人的话，我建议您直接问问他。”
我没再问下去。转身走出银行大门，一阵风迎面扑来，凉飕飕的。
回家的路上，我心里乱成一团麻。如果真是我想的中那种事，我该怎么办？捅破那一层窗户纸？还是装作不知道，继续过这表面安生的日子？
快到楼下的时候，我忽然停住了脚步。
小区花坛边上坐着一个瘦瘦高高的年轻女人。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外套，扎着马尾辫，约莫三十岁出头。
她坐在那里，低着头，手里捏着一只旧信封，像是在等什么人。
我看了她一眼，没太在意。正要上楼，却听见她喊了一声：“阿姨，请问朱永财朱叔叔住这栋楼吗？”
我猛地站住了，回头看那女人。
她圆脸，眉目清秀，被晒得微微泛红的皮肤。
不知怎么的，我一眼看到她，心里“咯噔”一声，像是踩空了一级台阶。
她站起来，朝我走过来，手里那只信封握得紧紧的。
“你是……”我开口，嗓子里有点发干。
“我叫刘芳。”她说。
刘芳。
那个汇款单上写着“刘芳”的名字。那个他每月给八百块的刘芳。那个他在书房接电话时压低声音应付的刘芳。
她站在我面前，活生生的。
我脑子里像被人放了一团鞭炮，嗡嗡炸响。我的手心开始冒汗，盯着她的脸看了好一会儿，几乎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你找他有事吗？”
“我……”刘芳顿了一下，低头看了看手里的信封，然后抬起头，认真地看着我说，“我来还一样东西给朱叔叔。他这些年一直在帮我，可我从来没当面谢过他。”
帮我？
我人像定在原地一样动弹不得。
刘芳又笑了笑，露出两个浅浅的梨涡，目光里透着真诚：“他跟我说过您。他说，是他家阿姨让他这么做的，说您心善，见不得孩子受苦。”
我整个人像被什么东西劈了一下，从头到脚一阵发麻。
我瞪着她，半天挤不出一句话来。
院墙外头那棵老槐树的叶子被风一吹，“沙沙”地响，声音又碎又密，落了我一头一脸。
我没上去，也没接她的话。
她等了一会儿，见我不开口，有些局促地把信封放在我手里，说：“阿姨，这个麻烦您转交给朱叔叔。我下个月就调去外地工作了，以后可能没机会来看你们了。这份恩情，我这辈子都记着。”
我低头看着手里的信封，牛皮纸的，已经磨得有些毛边了。信封正面没有字，封口用透明胶带粘着。
等我再抬起头来的时候，她已经走远了。
我站在楼底下，手攥着那只信封，在风里站了很久。
那只牛皮纸信封里装着一封信，字迹端正娟秀，密密麻麻写了好几页纸。
我最终没有拆开那封信。
回到家，朱永财正蹲在阳台上，拿一块湿布细细地擦那盆茉莉的叶子。
我走到他身后，喊了他一声。
他回过头来，看见我手里的信封，愣住了。
他的目光从信封移到我的脸上，又移回去，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
我把信封放在茶几上，说：“一个叫刘芳的姑娘让我带给你的。她说她调去外地了，以后不来了。”
朱永财缓缓站起来，手上的湿布还在滴着水。他看着那只信封，沉默了好一阵子，最后才开口说了一句：“她走了？”
“走了。”我说。
他像是松了一口气似的，又像是有些怅然，把那块湿布搭在椅背上，声音闷闷的：“那是以前在部队时一个老战友的闺女。那战友走得早，留下这个孩子，家里困难。我这些年……能帮就帮一把。怕你多想，就一直没跟你说。”
这句话说得太平淡了。
但我站在他面前，看着他微微泛红的眼角，眼眶忽然一热。
这个男人，二十年来一声不吭帮着一个故友的孩子。
可他的妻子却觉得他变心了。
他没有解释过一句。
我转过身去，没让他看到我的脸。
凌晨两点，我躺在床上睡不着。心事像藤蔓缠着心口，怎么都理不清。
我翻身下床，赤脚踩在冰凉的地板上，一步一步朝书房方向走去。
书房的门虚掩着，门缝里透出一线昏黄的光。
我的手指搭在门板上，轻轻一推，门开了。
朱永财趴在书桌上睡着了。
胳膊底下护着一只锈迹斑斑的铁皮盒，盒盖半开着，露出厚厚一沓存单。
他右手边搁着半页没写完的信纸，纸上的字歪歪扭扭，最上面一行只写了几个字：“玉兰，这辈子跟了我，苦了你了。”后面是一大片涂掉又重写的痕迹，像他憋了很久很久的话，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我站在门口，整个人仿佛被定住了。
那些存单，用牛皮筋扎着，一张一张密密麻麻的日期排过去，最早一张是二十年前的，收款人一栏写着我的名字。
最新一张，是上周的。
我双腿发软，一手扶着门框，整个人像被人抽走了骨头。
他每个月去银行，是给我存钱。
他偷偷摸摸地打电话，是帮故友的闺女。
他锁着抽屉，是藏着这一盒子我不知道的秘密。
他这些年来，一个人扛着所有的事情，话到嘴边又咽回去，宁可自己憋成内伤，也不肯让我操一点心。
信纸旁边还压着一张旧照片，边角都磨得发白了。
照片上是年轻时的他和母亲。
母亲站在老家的院门口，笑得眉眼弯弯，他站在母亲旁边，手里拎着一兜水果。
照片背面有一行小字，是他的笔迹：“妈，您交代我的事，我一直记着。”
我伸手想拿起那张照片，又缩了回来。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流了满脸，一滴一滴落在地板上，砸开了花。
我轻轻退出了书房，没有惊醒他。
坐回客厅的沙发上，一夜坐到天亮。
窗户纸渐渐发白，鸟叫从远处传来。
我攥着那张被眼泪洇湿了一角的存单，它们记载着一个男人这二十年来每一天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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