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帖并非是王羲之手书，而是后人通过集字而成，而集这字的是在唐代的集王圣教序的基础上再一次集合而成的，可以看文尾的落款处，这里是直接取圣教序上集好的照搬过来的。
此帖就是由内府重新拼合而成的王羲之集字《金刚经》，后人也叫它《新集王羲之书金刚经》也称《集王金刚经》和《集王圣教序》是一样的集王羲之字。不过现在石碑早已不存了，只剩下这拓本收藏于博物馆之中了。
自唐太宗贞观初年下诏广搜王字，唐代诸帝多偏爱王羲之，集字刻石遂成风气，先后有《集王圣教序》等名作。到唐文宗大和年间，旧《金刚经》刻石用八分书，读者常认错字，文宗便命改用王羲之行书重刻。
杨承和先排纂删缀经文，唐玄序负责集字，柳公权等参与选字与笔法校准，御用刻工邵建镌刻上石，大和六年春完工，碑前列柳公权等八位大臣的经赞。
虽说前面已经有了《集王圣教序》的经验，但金刚经在内容上和字数上还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所以集这么一帖字也是耗去十余年光阴。
那是个没有电脑的时代，全篇五千一百七十五字，全靠双眼在王字里比对、挑选、排布，难度可想而知。
虽他的名气和气韵不及圣教序，但它的价值就恰恰藏在这种“多”里，这种“多”指的是“多字”。《圣教序》全篇一千九百余字，剔除重复后可学的单字有限，学习者反复面对同一批字形；《金刚经》不重复的字超过四千个，几乎一次性摊开一座小型字库。
同一个字取自不同版本的王字，字形差异被保留下来，临习者能看到同一字在不同节奏下，王羲之如何调整笔势。细节上亦有差别：《圣教序》刻得早，行书入碑技术尚不成熟，字间衔接不够自然，牵丝已模糊，起收只能靠猜；《金刚经》晚出约一百五十年，刻工成熟，笔画走势与笔锋方向都看得清楚。陈继儒因此说《圣教序》集字"未免凑合"，此作则更近王羲之真迹本色。
集字最难不在选字，而在章法。五千余字要浑然一体，编撰者反复调整字距、行距与字形，使作品紧凑而不局促。故宫所藏那卷唐拓本便是例证：墨色深厚，字口清晰如新，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它曾为王英孙珍藏，后为民国朱翼庵先生重金购得，最终由其家属无偿捐给故宫博物院。
《金刚经》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讲离相无住、发心度众；王羲之行书最精妙处，被后人概括为"无法观"——单字形态各异，相同笔画也各有韵味，不执着于固定形态。禅理讲不执名相，笔下讲不落定式，气质竟能相映。碑石经刀刻、再以纸拓印，字迹又带上独特的金石之气，点画流美而筋骨刚健。
也有人认为，字多未必就超越《圣教序》，有细心读者发现，它的落款是直接从《圣教序》搬来的。争议无伤它的价值——对学行书者，它提供的是一个体量足够大、细节足够清晰的范本，临写时可逐字对照《圣教序》《兰亭序》中的同字，比通临一件风格统一的作品能得到更多笔法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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