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 9月24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当大学不再只是“给答案”——从三个维度看广州美术学院的一场教学改革》的报道。
学生走进大学，最关心的还是“老师要什么”“怎样拿高分”；课堂上，教师讲得投入，学生习惯低头；专业越分越细，走出校门后，却不会解决实际问题；人工智能已经能够写文章、画图、检索知识、生成方案，一些课堂仍在把掌握知识、记住答案作为教学的重要目标。
这些并不只是艺术院校遇到的问题。
有人把这样的现象称为“大学高中化”——换了校园，换了课程，学习却依旧围着标准答案、绩点和评价转。
2024年9月，广州美术学院开始了一场力度空前的本科教学改革：打破一年级原有专业边界，约1800名新生共同进入“大通识”课程体系。
看起来，变化首先发生在课程表上，而多位参与改革的教师谈到的却是三个更深层的问题：当知识获得越来越容易，大学应该教什么？当年轻人越来越习惯独自面对屏幕和竞争，应该怎样学习？当真实世界的问题早已跨越学科边界，大学内部传统的专业和院系分野应如何融合教学？
从知识逻辑到问题逻辑：
AI时代，大学要教什么？
“如果AI已经能够给出答案，学校还只是教答案，意义在哪里？”这是广州美术学院院长范勃反复思考的问题。
在他看来，技术能够告诉人“能做什么”，教育更需要帮助学生回答“为什么做”“该不该做”“还有没有其他选择”。
因此，广美的教学改革没有从“再增加一些知识”入手，而是重新组织知识。
新生进入学校后不是马上进入专业课学习，而是学习“6+2”系列通识课程。第一门课《启智与开新》的第一讲由范勃亲自授课，没有先教技法，而是提出四个问题：学院何为？艺术何为？艺术家何为？我将何为？此后，学生陆续进入文图结合的《知识与图像》以及《造物与创格》《数字与体验》《空间与场域》《方法与实践》等不同课程，把过去过早收窄的视野重新打开。范勃希望学生先形成“思想—观念—方法—实践”的完整链条，再进入专业训练。
艺术生进入大学前通常经历高强度专业集训，技术动作越来越熟练，也容易形成一套流水线式的学习方式：知道怎样完成任务、怎样取得更好的分数，却未必习惯追问“我为什么做这件事”。进入大学后，过细的专业划分又可能迅速把他们限定下来。“他都还没有真正接受专业训练，就已经觉得自己是学绘画的、学雕塑的、学建筑的。”范勃担心，过早确定的专业身份，有时反而把学生的视野“钳住”。
教师陈丹的一次作业，让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具体。
她让学生选择一种与自己有联系的食物，通过它讲述自己的经历。原以为会看到许多带着个人经验的回答，交上来的作业却大多把食物的来源、历史、知识介绍得十分完整，真正写到自己与食物之间的感情时，却寥寥数笔。
陈丹后来意识到，值得警惕的不只是学生有没有使用AI，而是本应出现在作业里的那个“我”不见了。学生已经习惯揣摩“老师要什么”，然后交出一份信息完备、格式正确、符合要求的答案。
如何让“大通识”与后续专业教育真正接上，而不是通识学完、专业教育又回到原来的轨道？
广州美术学院教务部部长涂渊介绍，通识教育课程包含的“6+2”体系——除了6门核心通识课程，还给学生提供数十门交叉性、前沿性选修课程，并在一年级最后设置专业先导课。学生经过一年的共同学习和自由探索后，再进入二级学院，与具体专业建立“接口”。
“经过这一年，他会更清楚自己未来到底要往哪个方向走。”作为广州美术学院绘画艺术学院教授、叙事性绘画实验班负责人，林锋认为，主题创作更需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过去专业往往成为学生入学时已经确定的“身份”，现在则希望专业成为学生了解不同领域之后做出的选择。
这也意味着，广美改革并不是削弱专业。学生进入绘画艺术学院后，仍要接受绘画材料、造型语言等严格的专业训练，但一年级形成的问题意识和社会观察开始进入后续创作。
《方法与实践》课程像是给学生“打开了一扇窗”。该课程责任教授陈晓阳说，过去学生从考前班进入大学，很容易停留在“看到一个东西，把它画得像”；现在一些学生会进入村落、工业园区、社区甚至街边小店，在真实生活中寻找创作对象，与普通人交谈，再将这些经验带回画面。“他们开始对社会有思考，作品想表达的东西也会更深入。”
从这个意义上说，从知识逻辑走向问题逻辑，并非不要知识和技法，而是改变知识和技法被调用的方式——从“老师教过什么”，逐渐走向“学生面对问题时能够调用什么”。
从个体学习到协作学习：
进入真实世界，学习如何与别人一起做一件事
另一堵墙，存在于人与人之间。
近年的大学课堂里，“安静”并不少见。比“目标过早确定”更让教师担忧的，是人与人的联系正在减少。老师面对几十甚至上百名学生讲课，台下却很少有人抬头。一位教师甚至这样形容，一些学生上了一年学，可能还叫不出多少老师和同学的名字。
陈晓阳尝试把学生从这种状态里“推”出去。
约1800名一年级学生被分成小组，进入珠三角的社区、乡村、市场等社会一线。这里没有一张已经写好答案的试卷。他们需要观察、采访、讨论，需要一起决定到底看什么、问什么，再把各自看到的东西整合起来。
陈晓阳长期从事艺术与人类学交叉实践。在她看来，今天不少年轻人拥有大量知识和信息，却缺少体验社会的真实经历。这门课，强调“重新学习看”。
不只是看一个村庄的建筑和色彩，还要理解它为什么形成这样的空间；不只是拍摄一群跳广场舞的人，还要进入他们的生活，理解一种活动如何形成关系；不只是看到一个市场，还要看到市场背后的人。
授课教师段志鹏带着一组学生研究广场舞。第一次接触调研对象时，学生十分生涩。经过多轮访谈，她们甚至能跟着舞队一起跳，身体真正进入了自己所研究的生活。
段志鹏更多时候站在一旁观察，看学生怎样提问，怎样和陌生人建立关系。这种改变也发生在作业逻辑上。
开课时，一些学生会着急问：“最后作业是什么？怎么做才能拿高分？”
陈晓阳和教师团队一直到课程进行数周后才明确最终作业。因为一旦过早告诉学生要交什么，他们很可能迅速回到最熟悉的应试方式，只寻找“对作业有用”的材料。
老师希望他们先去看、去听、去和真实的人相处。学生必须学习的，不只是调研方法，还有倾听、表达、协商、分工以及面对分歧。
一些变化慢慢出现。
课堂展示时，学生开始争着表达；讲座结束后，主动举手提问的人多了；一些原先不太敢和陌生人说话的学生，可以一次次进入社区和人群。
学校学生工作部部长孙凯军说，过去新生入校后，“选错专业”“专业是父母替我选的”“不想学这个、想去另一个专业”等困惑，是辅导员经常需要处理的问题。现在学生先经历共同的通识教育，有时间重新认识自己的兴趣，也保留重新选择专业的空间，类似困扰明显减少。
更让孙凯军感受明显的是学生的精神面貌。在他看来，大量线下活动、小组合作和真实交往，让学生重新与同伴、教师和社会发生联系。
从封闭体系到开放教学：
学生要跨界，教师也在适应改革
如果说前两个转变更多发生在学生身上，第三个转变则要求大学改变自己。
传统大学依托院系和专业组织教学，有稳定的课程、师资和评价制度。这套制度保证了专业深度，也容易形成一道道边界：绘画的老师教绘画，建筑的老师教建筑，每个人熟悉自己的领域，跨院系合作反而意味着额外成本。
当广美决定让约1800名学生共同上一门跨学科课程后，一系列现实问题马上出现：谁负责课程？几十名教师共同备课，工作量怎么算？过去围绕院系和班级设计的课酬标准，如何适应新情况？
改革只能继续深化。
学校设置“责任教授”，统筹课程设计和教师团队；不同院系教师组成的课程教学团队集中“磨课”；参与复杂通识课程的教学工作量、课酬和绩效办法也随之调整。
《方法与实践》课最初就遇到一个现实难题。
约1800名学生，如果一个田野小组控制在30人左右，就需要几十名能够带队的教师，而学校真正拥有社会学、人类学田野训练经验的教师只是少数。
陈晓阳和团队没有因此缩小课程，而是决定先培训教师。
学校从各院系寻找愿意参与的老师，再邀请项飙、刘志伟等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学者参与教师培训。来自绘画、雕塑、建筑、设计等不同专业的教师，因此被重新组织到一个教学项目中。
教师开始与学生一起学习。
有参与者发现，这场原本面向学生的通识改革，也为中青年教师提供了重新获取知识、更新方法的机会。“对老师和学生，其实是一个共同成长、共同学习的过程。”陈晓阳说。
学校在统一核心课程之外设置大量交叉选修课，又用专业先导课把一年级通识教育与二级学院专业教育衔接起来。一头是全校共享的通识资源，一头仍然保留各学院的专业优势。课程由此不再完全按照行政院系垂直排列，而出现越来越多横向连接。
广美把这种组织方式概括为“小机构、大网络”——通识教育中心本身人员不多，却可调动全校教师资源，同时把校外学者、科技专家和社会资源带进课堂。
通识教育之后，专业学院也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课程。一些高年级课程把学生带进古村、社区、工业园区进行在地创作，绘画不再只是在画室里完成作品，而需要与具体的人、历史和现实建立联系，通识教育由此延展到后续的专业教学中。
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最终能否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
虽然首届经历通识课程的学生尚未毕业，但改革之风已让学校在招生、就业端发生变化。据介绍，2024年学校就业率一度下降到82%左右，2025年回升到约86%，2026年达到91.9%，为近几年较高水平；与此同时，在全国艺术类生源总体承压的背景下，广美招生仍保持较强吸引力。
当知识获得越来越容易，大学真正稀缺的，也许是帮助年轻人形成自己的视野和判断——知道世界是什么样，也知道自己站在哪里；能够使用新的工具，更能够决定工具应该用来解决什么问题。
这也或许正是广州美术学院这场改革的目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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