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徐州第五战区司令部里，作战地图铺满桌面。台儿庄的硝烟还没有散尽，李宗仁面对的却不是一场普通的追击战，而是日军从南北两面压来的巨大压力。此时，胜利很耀眼，危险也已经逼近。
台儿庄战役的核心战斗，实际在1938年3月底至4月初展开，日军于4月7日前后撤出主要战场。中国军队取得重大胜利，但部队伤亡、弹药消耗同样惊人。所谓“乘胜追击”，并不是在一块空旷战场上继续冲锋，而是在部队疲惫、建制受损的情况下，向尚未真正失去战斗力的日军纵深推进。
李宗仁并非没有自己的安排。按照第五战区的设想，前线部队可以逐步退到运河以西的韩庄、利国驿、贾汪一线，利用河流、丘陵、煤矿坑道和铁路交通，重新组织防御。
这个方案的着眼点很清楚：不和日军拼单纯的火力与机动，而是把地形变成防线。正面部队负责迟滞，侧翼部队寻找机会迂回，必要时再向西撤退。台儿庄之战已经证明，国军并非不能打，而是必须把日军的机械化优势压缩到有限空间里。
问题在于，日军并没有因为台儿庄失利而停止行动。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方面军很快调集兵力，沿津浦铁路、陇海铁路以及徐州周边道路向战区集中。日军的作战目的也不只是夺回一座台儿庄，而是从多个方向合围徐州，切断第五战区部队的退路。
有意思的是，战场上的“追击”与“撤退”，往往只隔着几小时。汤恩伯部在北线行动时，日军装甲部队突然向韩庄、利国驿一带突入，交通线受到威胁。原本准备扩大战果的部队，转眼就要考虑后方是否安全。南线日军逼近徐州，西线又争夺铁路节点，战场主动权迅速发生变化。
1938年5月19日，徐州失守。此前，中国军队已经开始分路突围，主力并没有被全部消灭，但撤退过程十分艰苦。大量部队、伤员和辎重挤在有限道路上，日军又有空中和炮兵支援，局部混乱自然难以避免。把这场失败简单归结为某一道命令，显然过于单一；但越级干预确实压缩了第五战区调整部署的空间。
那么，如果完全按照李宗仁的方案实施，局面会不会改变？
答案恐怕是：能够改善战斗过程，却很难改变徐州会战的大方向。中国军队当时最突出的短板，不在官兵是否敢战，而在铁路运输、弹药补充、空中掩护和重武器数量。部队每天消耗的粮秣弹药极大，陇海铁路运输能力又受到设备、线路和日军空袭影响。一旦战斗拖长，前线就会越来越依赖数量有限的库存。
日军则不同。它能够依托华北和华中的铁路、公路体系，把兵力从多个方向推向徐州，并以飞机、坦克和重炮配合作战。李宗仁的防御计划即便奏效，也更可能是迟滞日军、争取时间，而不是在运河和微山湖一带再造一次台儿庄。
更现实的结果，或许是中国军队撤退得更有秩序，部分部队能够保存实力，伤亡和损失有所减少。至于彻底击退日军，甚至扭转整个抗日战争的走势，则缺乏足够的物质条件支撑。
蒋介石为什么坚持扩大攻势？军事因素之外，也有政治和战略考虑。台儿庄的胜利提升了全国抗战士气，也增强了第五战区和地方部队的声望。蒋介石需要向国内外展示中国仍有持续抵抗的能力，争取国际援助，同时维护中央军事体系的权威。
但政治目标一旦直接压过战场判断，就容易产生危险。前线将领关心的是阵地、补给和退路，最高统帅还要考虑舆论、外交与军队控制。两种逻辑碰撞时，命令便可能看上去气势十足，实际却让部队承担更大风险。
李宗仁后来曾感慨，台儿庄之后最重要的不是继续追逐残敌，而是迅速整补、重新布防。这句话未必能证明所有责任都在蒋介石身上，却点出了当时的关键：一场胜仗只能打破日军局部计划，不能抹去双方整体实力的差距。
徐州失守后，为阻止日军沿平汉线南下，国民政府于1938年6月9日炸开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洪水迟滞了日军推进，却造成河南、安徽、江苏部分地区严重灾害，人员死亡和流离失所数字至今存在不同统计。军事决策带来的代价，最终由大片乡村和普通百姓承担。
所以，蒋介石如果少一些直接干预，李宗仁很可能让徐州会战打得更稳，撤退也更从容；可在日军已经完成战略合围、双方后勤条件悬殊的情况下，他改变的只能是损失程度，而不是战争走向。台儿庄是一场局部胜利，徐州则是一场整体力量的较量。ે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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