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存在虚构情节，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我七十三岁那年，第一次因为房东要卖房，在十天里搬了两次家。
最后一次搬完，我坐在新租的屋子里，看着地上还没拆的纸箱，忽然想起一件事：我年轻时在厂里分过一套房，两室一厅，四楼，朝南。
后来厂子没了，房子也没了。
这事我很少想起来。
那天下午，窗外有人在收旧家电，喇叭里反复喊“冰箱彩电洗衣机”，我听着听着，脑子里冒出来的却是那套房子厨房的水龙头——拧不紧，总滴答，夜里听得特别清楚。
我当时的判断很简单：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没在能买的时候咬牙买一套。
这个判断，我揣了快二十年。
直到这次搬家，我才发现它可能不太对。
找房那阵子，中介小刘带我看过一套一楼的。
房子很旧，墙皮一摸就掉粉，但有个小院子，前租客在墙角种了棵石榴，已经半死不活了。
小刘说，阿姨，这房子便宜，就是潮。
我蹲下去看那棵石榴，土是湿的，根露在外面。
我说，我年轻时在老家也种过石榴，结的果酸得没法吃。
小刘愣了一下，说，阿姨你考虑考虑。
我没租那套。
理由说出来有点怪——我怕那棵石榴死在我手里。
后来租的这套在六楼，没电梯。
搬家公司的人说，阿姨你东西真不多，两个师傅一趟就搬完了。
我说是啊，搬多了，就知道什么该扔。
其实不是。
是我前几年就开始扔东西了。
每次房东说要涨租，或者儿子说“妈你搬来跟我们一起住吧”，我就扔一批。
旧衣服、旧锅、旧书，连我老伴留下的那把紫砂壶，有一年也差点扔了。
后来没扔，是因为壶盖上有道裂纹，我想，反正也不值钱，留着吧。
搬家那天，儿子来了。
他站在楼道里，看我锁门，说，妈，要不你还是……
我说，不用。
他说，你一个人住六楼，万一……
我说，万一什么，我爬了三年了。
他没再说话。
下楼的时候，他走在我前面，我看着他后脑勺，发现他头发也白了不少。
我心里动了一下，但没说什么。
有些话，说出来就变味了。
新租的屋子有个阳台，朝北。
我站在阳台上，能看到对面楼有人在晾被子。
被子是蓝格子的，风一吹，鼓起来，又瘪下去。
我看了很久。
我有个老同事，姓周，比我大两岁。
她不一样，她有自己的房子。
九十年代厂里最后一次分房，她借了一圈钱，买下来了。
那时候我们都笑她傻，说厂子都快没了，还买什么房。
她不说话，就是借钱。
后来厂子真没了。
我们那批人，有的回老家，有的投奔子女，有的像我一样，一直在租。
周姐没走。
她住在自己那套房子里，楼下是菜市场，早上五点多就能听见卸货的声音。
她说吵，但说的时候是笑着的。
前年我去看她。
她腿不好，下楼费劲，但屋里收拾得很干净。
窗台上摆了一排多肉，有一盆长得像石头。
她说，这盆叫生石花，好养，不用怎么管。
我坐在她家沙发上，沙发是旧的，但坐着很稳。
她给我倒水，杯子是搪瓷的，上面印着“劳动最光荣”。
我说，你这杯子比我岁数都大。
她说，是啊，用惯了。
那天走的时候，她送我到门口。
我说，你别下楼了。
她说，我就站这儿。
我下了几级台阶，回头看她，她扶着门框，头发全白了，但站得很直。
楼道里有股淡淡的油烟味，不知道是哪家在做午饭。
我走出小区，回头看了一眼她家的窗户。
四楼，窗台上那排多肉，远远看过去，像一排小石头。
我当时想，她真幸福。
现在我还是这么想。
但“幸福”这两个字，我有点拿不准了。
搬家后第三天，我去超市买米。
十斤的米，拎到楼下，歇了两次。
六楼，一层一层爬。
爬到四楼的时候，我把米放在台阶上，靠着墙喘气。
对面那户人家门虚掩着，里面传来电视声，是戏曲频道，一个老生正在唱，拖得很长。
我站在那儿听了两句。
没听懂唱的是什么，但那个调子，让我想起我母亲。
她活着的时候，也爱听戏。
收音机放在灶台边，一边炒菜一边听。
我小时候嫌吵，现在想听，没了。
我拎起米，继续爬。
爬到六楼，开门，把米放在厨房地上。
然后我坐在小板凳上，看着那袋米，忽然觉得有点好笑——我搬了这么多次家，最重的东西，永远是自己拎上来的。
有人会说，你可以让儿子帮忙。
可以请人搬。
可以买小包装的米。
但我就是想自己拎。
说不太清楚为什么。
我儿子其实提过好几次，让我把现在租的房子退了，搬去他那边。
他家是三室，有一间空着。
我去看过，那间房朝南，阳光很好。
儿媳说，妈，这间给你，你想怎么布置都行。
我在那间房里站了一会儿。
窗台上摆着一盆绿萝，是他们养的。
我摸了摸叶子，是真的，不是塑料的。
我说，我再想想。
儿子说，你还想什么。
我说，我再想想。
后来我没搬。
理由是，我还能爬得动六楼。
但真正的理由，我没说。
真正的理由是，我在自己租的房子里，可以半夜起来喝水，可以开着灯发呆，可以把电视调到戏曲频道听一晚上。
这些事，在自己家做是自在，在儿子家做，是打扰。
我租过很多房子。
有一年租的那套，房东是个老太太，比我大十岁，住在隔壁楼。
她偶尔来收房租，每次来都带点东西，有时候是几个包子，有时候是一把青菜。
她说，你一个人，做饭麻烦。
我说，谢谢。
后来她儿子要卖房，她来跟我说，妹子，对不住。
我说，没事，我搬。
搬的那天下雨。
她把包子塞给我，说，还热着。
我接过来，手心里烫烫的。
我上了搬家车，从后视镜里看见她站在雨里，没打伞，头发贴在脸上。
那个画面我记了很久。
但记了很久之后，我发现我想的不是“没房子真惨”，我想的是——她那几个包子，是什么馅的。
好像是白菜粉条。
也可能不是。
说这些，不是说租房子有多好。
租房子当然不好。
房东要涨租，你只能搬。
房东要卖房，你只能搬。
房东儿子要结婚，你只能搬。
我搬了这么多次，每次打包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像一件旧家具，被搬来搬去，搬到最后，棱角都磨没了。
但有自己的房子，就一定好吗？
周姐去年摔了一跤。
腿骨折，住院。
我去看她，她躺在床上，说，幸亏房子是自己的，不然房东早把我赶出去了。
我说，你好好养。
她说，养好了也爬不动四楼了。
她停了停，又说，我想把房子卖了，去养老院。
我说，你舍得？
她说，有什么舍不得的。
房子是死的，人是活的。
她说这话的时候，窗外有只鸟落在窗台上，啄了两下，又飞走了。
我看着她，忽然觉得她也没那么笃定。
她这辈子最骄傲的事，就是那套房子。
但现在她说，房子是死的。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想通了。
可能也没有。
可能只是躺在病床上，腿疼得厉害，随口说的。
但这句话我记住了。
我年轻时在厂里，有个师傅姓李。
他有一套自己的房子，不大，但位置好，出门就是公交站。
他退休后，每天早上去公园打太极，下午在家练书法。
我们都羡慕他。
后来他儿子做生意亏了，把他的房子抵押出去了。
他知道的时候，房子已经被法院封了。
他在我家坐了一下午，没说话，就是抽烟。
我给他倒水，他不喝。
天快黑的时候，他站起来，说，走了。
后来他租了个单间，住了两年，走了。
走的时候，我去看他。
他躺在床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他说，小张，我这一辈子，就败在那套房子上。
我说，师傅，你别这么说。
他说，真的。
那房子要是没买，我手里还能有点钱。
买了房子，钱就变成砖头了。
砖头不能吃，不能喝，儿子要败，你拦不住。
他走了以后，我想了很久。
我想，他说的对吗？
好像对。
但周姐说的，好像也对。
那我呢？
我七十三岁了。
我租着六楼的一套房子，没有电梯，阳台朝北。
房东是个年轻人，在外地工作，一年到头不回来。
签合同的时候，他说，阿姨，你住着，我不涨租。
我说，谢谢。
他说，没事，反正我也不住。
我不知道他能让我住多久。
可能明年，可能后年。
可能他哪天要结婚，要卖房，我就得搬。
但至少现在，我住着。
我每天早上起来，先烧一壶水。
水开了，咕嘟咕嘟响。
我把水灌进暖瓶，剩下的倒进杯子里。
然后我坐在阳台上，看对面楼晾被子。
被子有时候是蓝格子的，有时候是红的，有时候是花的。
风一吹，就鼓起来。
我想，我可能不会再有自己的房子了。
但这件事，我现在想起来，好像没那么难受了。
前几天，我去看了一套养老院。
在城郊，坐公交要一个小时。
院子挺大，有花有草，还有几个老人在晒太阳。
接待的小姑娘带我看房间，两人间，有独立卫生间。
她说，阿姨，我们这儿伙食不错，每周有饺子。
我在房间里站了一会儿。
床是新的，被褥是白的。
窗外有棵树，叶子刚开始黄。
我想，这棵树要是我的，就好了。
但我没这么想太久。
出来的时候，小姑娘说，阿姨你考虑考虑。
我说，好。
我坐公交回来。
车上人不多，我坐在靠窗的位置。
路过一个小区，我看到一楼有个院子，院子里有棵石榴树，结满了果，红红的。
我想，那棵石榴，应该不酸。
到站了。
我下车，慢慢走回六楼。
楼道里灯坏了，我扶着墙，一级一级爬。
爬到四楼，我歇了歇。
那户人家的电视还开着，还是戏曲频道，这次是个旦角，声音细细的，拖得很长。
我站在那儿听了一会儿。
然后我继续爬。
爬到六楼，开门。
屋里很安静。
我把钥匙挂在门后的钩子上，钩子是我自己钉的，钉歪了，但挂钥匙正好。
我倒了杯水，坐在小板凳上。
水是温的。
我喝了一口，放下杯子。
杯子上有道裂纹，是我老伴留下的那把紫砂壶。
壶盖我修过，但修得不怎么好，每次倒水，都会漏一点出来。
漏出来的水，就落在杯子上，留下一道浅浅的印子。
我看着那道印子，看了很久。
然后我站起来，去厨房，把米袋拆开，舀了一杯米，淘了淘，放进锅里。
加水，开火。
锅开了，咕嘟咕嘟的，和早上烧水一个声音。
我站在灶台边，听着那个声音，忽然想起来——我今天忘了看对面楼有没有晾被子。
明天再看吧。
作者声明：作品含AI生成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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