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越来越烦我爸：71岁没退休金、每月给一千，可看见他就烦。
我爸七十一岁，没有退休金。我每个月给他一千块，可只要看见他，我心里那股烦躁就会一下子冒出来。
不是他开口要钱时我才烦。哪怕他只是坐在我家门口换鞋，或者站在厨房里问一句“锅里还有没有水”，我都觉得胸口像塞了一团湿棉花，闷得慌。
这话我没跟任何人说过。
连我自己都觉得难听。
我叫陈明，四十三岁，离过一次婚，一个人住。父亲老陈七十一，住在离我家三站公交的老小区里，年轻时在厂里做钳工，厂子后来改制，他拿了一笔不多的安置费，之后零零碎碎打过些工。没有正式退休金，也没有攒下什么钱。
每月一千，是我主动定下来的。
我工资不算高，扣完房租和社保，日常要花的钱也不少。但一千块还拿得出来。我把它设成了每月五号自动转账，转完就不再想。像交一笔固定的账，按时交了，我就觉得自己尽到了儿子的责任。
父亲从没追着我要过。
他总说：“你自己过日子也不容易，不用给那么多。”
可我还是烦。
六月初，父亲给我打电话，说他把家里的水龙头修坏了，想让我过去看看。我那天刚加完班，坐在公交车上，手机亮起来时，旁边有人正大声接视频电话。
我盯着屏幕上的“爸”字，心里第一反应不是担心他摔没摔，而是：又来了。
我接起来，语气很冲：“你找物业不行吗？”
电话那头停了停。
“我没摔着。”他说，“就是水一直关不严。”
“那你就先关总阀，明天再说。”
“总阀在哪儿，我记不清了。”
“你怎么什么都记不清？”
这句话出口，我就后悔了。
父亲没有顶嘴，只说：“那算了，我自己弄。”
我挂了电话。车窗映出我的脸，眉头拧着，嘴唇抿得很紧。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对他。
上个月，他问我哪天有空，能不能陪他去医院复查膝盖。我说忙。他又问周末行不行，我回了句“你不能自己去吗”，然后两天没再接他电话。
再上个月，他从菜场带了一袋小番茄来我家，说是摊主送的。我打开袋子，发现有几个压烂了，随口说了句：“以后别拿这些东西过来，我也吃不完。”他把袋子提回去时，手在门口停了好一会儿。
我都记得。
我就是不愿意承认。
那晚我还是去了父亲家。
他住的房子不大，一室一厅，窗台上摆着两盆快蔫了的绿萝。门边有双鞋底磨平的布鞋，鞋尖朝外摆得很整齐。父亲蹲在厨房水池下面，地上放着盆，水一滴一滴落进去。
“你不是说自己弄吗？”我站在门口问。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后来觉得弄不好。”
我把袖子挽起来，关总阀，换了垫片。没什么难度，十几分钟就修好了。
父亲站在旁边看着，递给我一把旧毛巾。那毛巾洗得发白，边上还缝过一圈线。
“你妈以前也拿这个擦手。”他说。
我手一顿。
母亲走了八年。她生病那几年，我和父亲轮流陪床。她去世后，家里许多东西一直没换。父亲不是念旧，只是觉得还能用，就没必要扔。
我把水龙头拧紧，试了两次，不漏了。
“好了。”我说。
“辛苦你了。”
他说得很轻。我把工具收进包里，心里那股烦躁又开始往上涌。我不想听他道谢，也不想听他讲母亲，更不想坐下来陪他喝茶。可我又不能马上走，仿佛走得太快，就会显得我确实是个只会转账、不肯见面的儿子。
父亲倒了杯水放到桌上。
“你最近是不是睡得不好？”他问。
“还行。”
“看你眼睛有点红。”
“加班。”
他点点头，没有追问。他也没问我离婚后的日子过得怎么样。我们很少聊这些。平时能说的无非是水电、菜价、膝盖、手机怎么用。话说完，两个人就不知道该干什么。
我坐了五分钟，起身要走。
父亲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我。
“这个你拿着。”
我没接：“什么东西？”
“你上个月给我的钱，我还剩四百多。你拿回去吧。”
“你留着。”
“我一个人吃用不了那么多。”
“我给你的你就拿着，别来回折腾。”
他说：“我不是跟你客气。”
我看着那个薄薄的信封，忽然觉得很刺眼。一千块钱，转过去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做得够多了。可父亲把剩下的钱递回来，我反而像被逼着看见了什么。
我说：“你要真觉得用不了，就别收。”
父亲的手僵在半空里。
几秒后，他把信封放回抽屉。
“好。”他说。
那天回家，我在楼道里站了很久。门开着，屋里没人说话。我把钥匙插进锁孔，突然想起母亲住院时，父亲也是这样站在病房门外，手里捏着一张缴费单，却不肯叫我进去。
那时我觉得他不够会表达。
现在我才发现，我也一样。
第二天，我给父亲打电话，问他水龙头还漏不漏。他说不漏。我又问膝盖复查定在什么时候，他说下周三。
“那天我陪你去。”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会儿。
“你不是要上班吗？”
“请半天假。”
“也不用。医生说就是看看。”
“我说陪你去。”
他没再推辞，只说：“那好。”
这通电话挂断后，我并没有觉得轻松。相反，我有点害怕。陪父亲去医院意味着我们要坐在一起，意味着会有很长一段空白，意味着我不能把钱转过去就结束。
那一周，我几次想找借口改时间。
周一晚上，我把日历翻出来，看见复查日期，手指停在“周三”上。周二，他发来一条消息，说检查单和医保卡都找好了。我回了个“好”。
周三早上，我去接他。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旧的灰衬衫，口袋里放着医保卡和一个塑料袋。袋里装着两只苹果，说检查完可以在路上吃。
“你带水果干吗？”我问。
“路上吃。”
“医院附近什么没有？”
“家里还有，放着也得吃。”
他把塑料袋放在膝盖上，没再说话。
检查没什么大问题，医生说膝盖老化，注意走路别太急，疼得厉害再来。父亲认真听着，还把医生说的几句话用手机记了下来。
从诊室出来，他问我：“你中午还得回去上班吧？”
“请了半天。”
“那一会儿我自己坐车回去就行。”
“我送你。”
“不顺路。”
“我开车了。”
其实我那天没开车。我怕他又拒绝，就提前叫了车。
车里，父亲坐在后排，把塑料袋放在腿上，手掌压着袋口。车窗外的树影从他脸上掠过去。他看着窗外，像是有很多话，又像是根本没打算说。
到了他家楼下，我陪他上楼。临走时，他从袋子里拿出一只苹果，递给我。
“拿回去吃。”
“你自己留着吧。”
“我还有。”
我没接。
他手停在半空中，后来放回袋子里。
我转身下楼。走到一半，听见他在楼上关门。那声响不重，我却觉得心里也跟着合上了一道门。
当晚，我把一千块的转账提醒关掉了。
不是不想给了。我只是不愿意每个月看见那条提醒，就像完成一件任务似的，心里还给自己打个勾。
我不再转账后，生活也没有立刻变轻松。父亲照样没来找我，我也没打电话。日子像被我们共同推到一旁，谁都不去碰。
直到七月的一个周日，我去父亲家拿落下的工具。
他坐在餐桌前，面前摊着一张纸，旁边放着眼镜和一支笔。
“你在写什么？”我问。
“没什么。”
我走近，看到纸上写着几行字：水电费、买菜、药、手机费。每一项后面都记着数字，最后还写着“每月一千，剩余四百六十”。
我一下子火了。
“你记这个干什么？”
父亲把眼镜摘下来：“我怕记不清。”
“我给你钱是让你用的，不是让你做账给我看的。”
“我没做给你看。”
“那你放桌上干吗？”
“我在算下个月还需要多少。”
“你要是真用不上，就别收。”
他看着我，沉默了一会儿。
“我不是用不上。”
这句话说得很慢。我愣了一下。
父亲把纸翻过来，像是想把那些数字盖住。
“你每个月给一千，我知道你不轻松。可我也不是只吃饭。我买药，偶尔坐车，屋里坏个东西也得修。我能省就省，不想再跟你开口。”
“那你就别把每一笔都记下来。”
“我不记，心里没底。”
“你是不是觉得我给得不够？”
他抬头看我，眼里没有怒气，只有一种疲惫。
“我没这么说。”
“那你记账给谁看？”
“给我自己看。”
我盯着那张纸。上面写着他的生活，写得小心，像每一笔都得先证明自己有必要。
“你要觉得不够，你可以说。”
父亲苦笑了一下：“你一听我说钱，就不耐烦。我说多了，你嫌我麻烦；我说少了，你又说让我开口。那我还不如算清楚。”
我张了张嘴，没有说出话。
他的声音很平，平得让我无处反驳。
“我每个月给你一千，不代表我不想管你。”我说。
“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总把钱退回来？”
“因为我不想让你以为，给了钱就该把话也一起给完。”
那一刻，我的火气一下子散了，露出里面更难看的东西。
我确实希望事情简单。每月一千，按时转过去，我就是个称职的儿子。至于见面时的不耐烦，电话里的冷淡，父亲那些没说出口的需要，都可以不算。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说。
父亲把眼镜放到桌上：“你心里怎么想，我不敢猜。”
那天我没有马上走。
我坐在餐桌对面，看着他把那张纸重新摊开。药费、菜钱、手机费，每一项都不大，可写得很清楚。那不是一张向我索取的账单，更像是他在告诉自己，日子还能怎么过。
我问他：“你最近是不是过得很紧？”
“还行。”
“别说还行。你一个月大概花多少？”
他皱起眉：“差不多就这些。”
“我不是来查账的。”
“我知道。”
“我就是想知道。”
父亲把纸推到我面前，没说话。
我们一点点看。他的日常开销确实不多，吃饭大多自己做。膝盖药要按时吃，水电和手机费也固定。剩下的钱，他会留下来应付临时情况。他不是故意不花，也不是觉得我给得不够。他只是习惯了把每一分钱安排好，免得哪天突然要用时张不开嘴。
我问：“你为什么不跟我说这些？”
“说了你就会听吗？”
我被问住了。
父亲没把话说重。他只是把眼镜重新戴上，继续看那张纸。
我忽然想起小时候，家里没钱的时候，母亲常把鱼肚子夹给我，父亲说自己不爱吃鱼。我那时信了很多年。后来才知道，他是真的舍不得。
我不喜欢父亲把所有事都憋在心里，也不喜欢自己继承了他的沉默。
“从下个月开始，我还给你一千。”我说，“但我希望你别再把多出来的钱塞给我。”
父亲抬眼：“我拿着也行？”
“嗯。你想留就留，想花就花。不是每一笔都得向我交代。”
“那你也别觉得给了钱，就不用过来看我。”
我心里又窜起一点烦躁。
这次我没有立刻压下去，也没有把它变成一句刺人的话。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每周都来。”我说，“但我不想再像以前那样，来了就急着走，电话里也总嫌你烦。”
父亲的手停在纸边。
“你是嫌我烦。”
“是。”我说。
话说出口，屋里安静了。
父亲看着我，脸上的表情没变，只是眼角微微垂了一点。我知道这句话伤人，但我不想再绕过去。
“我看见你就烦。”我继续说，“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是我觉得自己做得够多了，所以你再多问一句，我就觉得又要多担一件事。我把你当成一笔固定开销，觉得转了钱就可以不面对别的。”
父亲低头看着那张记账纸。
“你说得挺明白。”
“我不应该这样。”
“你烦我，我也不能逼你不烦。”他说，“但你别一边烦，一边装得什么事都没有。”
我点点头。
“以后我会尽量说实话。”
“那也别光挑难听的说。”
我苦笑：“我试试。”
父亲没有安慰我，也没说“没关系”。他把纸折好，放进抽屉里。那一刻，我知道这不是一句道歉就能解决的事。
我每个月给他一千块，不会因为今天说了几句话就变成亲近。父亲也不会因为我坦白了，就把这些年的失望全部收回去。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们还是不太会说话。
我去他家两次，一次帮他换灯泡，一次陪他在楼下慢慢走了一圈。聊天还是断断续续。他问我工作怎么样，我说普通。他问我一个人住习不习惯，我说习惯。他没有继续追问，我也没有假装轻松。
第二次去的时候，他把那只装苹果的塑料袋重新拿出来。
“你上次没拿。”他说。
我看着袋子，里面只有一个苹果，表皮有一道轻微的磕痕。
“我现在拿。”
“路上吃？”
“回家吃。”
我把苹果放进包里。父亲没说什么，只把袋子叠好，放回抽屉。
我开始注意到，他每次要给我东西时，都会先问一句“你要不要”。以前我听见这话，就觉得他又在把多余的东西塞给我。现在我知道，他可能只是想多做一点父亲能做的事，又怕我嫌烦。
八月五号，手机照例提醒我转账。
我坐在办公桌前，盯着那条提醒看了一会儿，还是把一千块转了过去。
这一次我没有关掉提醒，也没有给自己打勾。
我给父亲发了条消息：“钱转了。你按自己的需要用。”
他回得很快：“收到了。”
过了几分钟，他又发来一句：“晚上吃饭了吗？”
我看着那句话，手指停在屏幕上。
换作以前，我可能会回“吃了”，然后结束。那天我打字：“还没。下班后去你那儿吃。”
父亲回：“我做得简单。”
“行。”
晚上，我在他家吃了一碗面。他在面里放了青菜和鸡蛋，桌上还摆着那张记账纸。数字写得比上次少，纸角也被他折得整整齐齐。
我看了一眼，没有问。
吃完后，我收了碗。父亲坐在椅子上看新闻，我站在水池边洗碗，忽然听见他问：“下周还来吗？”
我把水龙头关小，想了一下。
“周日吧。”
“你忙就算了。”
“我说周日。”
“好。”
这次他说“好”时，没有把话题赶紧收住。他继续看电视，我继续洗碗。我们仍然没有什么好聊的，但沉默里没那么多防备。
我过去总以为，烦一个人，就说明这段关系已经坏了。现在我才承认，烦是真的，心疼也是真的；我不想承担全部责任，也不想把父亲当作一个月一千块的固定事项。
他七十一岁，没有退休金。我每月给他一千，解决不了他的孤独，也补不上我过去那些不耐烦。钱能让他的日子宽一点，却不能替我坐在他家的餐桌边。
我仍会烦。
有时电话响起，我还是会先叹气。有时他说起一件小事，我也会想尽快挂断。可我开始在烦起来的时候停一下，想清楚自己究竟是不想帮，还是只是累了；想清楚之后，再把真实的话说出来。
我没有答应父亲以后天天陪他，也没有承诺每个周末都去。
我只答应自己，不再用一千块换一份心安，然后把他关在生活之外。
九月的一个晚上，我又去他家吃饭。临走时，他站在门口问：“下个月还照旧吗？”
“每月一千，照旧。”我说，“但我不只转账。”
父亲点头，没有多说。
我下楼时，手机里正好弹出下月五号的转账提醒。我没有取消，也没有把它当成任务。它只是我和父亲之间的一件事，不是全部。
一千块仍然会按时给。
看见他时，我也不敢说自己从此不烦了。
但那天晚上，我回头看了一眼楼上的灯，没有急着把脚步走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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