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北京一间演播室里，骆牧渊戴着墨镜坐在台上。他看不见台下的人，却能准确听出掌声从哪里传来。有人问他为什么还在寻找三十年前的战友，他沉默片刻，说：“活着的人，总要再见一面。”
这句话背后，是一段从未真正结束的老山记忆。上世纪80年代，老山地区地形陡峭，越军依托坑道、堑壕和掩体布设火力，阵地附近还埋有大量地雷。对普通步兵而言，脚下每一步都可能决定生死；对工兵来说，排雷不是清理障碍，而是在毫无把握的情况下寻找一条活路。
当时部队里有句朴素的提醒：“没有走过的路，不要随便走；路边的东西，不要轻易碰。”山林茂密，炮火留下的弹片又会干扰探雷器，许多时候，战士只能用钢针一点点试探泥土。针尖稍有偏差，后果便无法挽回。
骆牧渊出生于1969年，甘肃漳县人。1985年，他瞒报年龄报名参军。体检时身材偏瘦，为了增加体重，他曾把砖头塞进衣袋。这个细节听来有些朴拙，却说明那时的他把参军看成一件必须抓住的事。
入伍不久，骆牧渊随工兵连奔赴老山前线。训练场上，他的起点并不高，别人练一遍，他往往反复练十遍。五十多斤的负重越野，他咬牙跟上；专业课听不懂，就一遍遍记。老兵起初并不服气，后来却承认：“这个小骆，肯下苦功。”
他第一次参加排雷时，紧张得手心全是汗。钢针碰到树根和石块，他的心脏都会猛地一跳。真正探出第一枚地雷后，他趴在地上扒开浮土，面对那枚58式地雷，双手几乎不听使唤。排长在身后提醒：“按训练来，别慌。”
这句话让他稳住了。那一天，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骆牧渊排除地雷131枚。此后，他参加排雷任务11次，累计排除地雷616枚，并荣立二等功。一个年轻新兵，逐渐成了连队里的技术骨干。
然而，战场从不因经验丰富而降低风险。1986年6月，战友胡立强即将执行排雷任务。胡立强家中有四个孩子，是家里的独子，得知这个情况后，骆牧渊主动提出替他上阵。“你家就你一个男孩，这次我去。”这不是一句轻松的话，而是明知危险仍把自己推向前方。
6月9日凌晨，排雷小组进入指定区域。途中，骆牧渊曾踩中疑似地雷，他迅速让战友散开，自己向斜坡一侧扑倒，爆炸后确认无人受伤，队伍继续作业。可在排查第617枚地雷时，意外突然发生。
那枚地雷埋藏时间较长，内部装置可能已经锈蚀。探雷针刚刚触及雷体，爆炸便在近距离响起。骆牧渊全身有58处受伤，弹片刺入双眼。卫生员从他的口鼻中清理出血块，他短暂恢复意识后还在喊：“任务没完成，我不能下去。”
6月16日，他从野战医疗所转往昆明救治。生命保住了，双眼却永远失去了光明。对这名工兵而言，更难接受的并不是伤残，而是自己没能把那片雷区彻底清除。他曾把这看成一种遗憾，甚至一度认为这是工兵的“耻辱”。
后来，胡立强也在战斗中负伤，失去一条腿。两名战友在后方医院重逢，一个看不见，一个行动不便，却彼此照料。骆牧渊推着胡立强的轮椅，胡立强则负责指路。那段日子里，他们靠着彼此的声音和脚步，重新适应了生活。
1998年，胡立强给骆牧渊打来电话。两人谈起连队旧事，聊了很久。两天后，骆牧渊得知胡立强病逝，才明白那通电话很可能是老战友留给他的告别。此后，他开始四处寻找当年的战友，已经牺牲或病逝的人一个个被确认，仍有几人失去联系。
2016年，骆牧渊来到《等着我》栏目，希望找到四名多年未见的战友。军旅歌手郁钧剑在现场听他讲述老山往事，不禁落泪。1986年，郁钧剑曾到老山前线慰问，也去过骆牧渊所在的医院。他见过战士们出发前的年轻面孔，也听过伤员病床旁压低的说话声。
节目中，分散多地的战友只有一人被找到。骆牧渊听到熟悉的声音，张开双臂迎上去，反复念叨：“找见了，找见了！”三十年过去，他看不见对方的模样，却依然记得那个人曾在炮火和雷场边，与自己并肩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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