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2月，江西宁都城外，赵博生、董振堂和季振同率领第二十六路军走向中央苏区。队伍里不少官兵还不知道此行意味着什么，直到军帽上的国民党帽徽被扯下，青天白日旗被撕碎，这支原本奉命“围剿”红军的部队，才真正完成了方向上的转变。

第二十六路军并非蒋介石的嫡系。1930年中原大战后，冯玉祥部将被收编，其中一部分改编为第二十六路军。蒋介石对这支杂牌部队始终存有戒心，不但限制其发展，还把骑兵留在黄河以北。名义上是整编，实际上却处处设防，军官们对此早有不满。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部队上下要求北上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他们多次请求调往北方，却始终没有得到批准。对许多军官而言，问题已经不只是待遇和番号，而是国家遭受外侮时，手里的枪究竟该指向哪里。

中共地下组织很快注意到这支部队的变化。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人本就有抗日救国的愿望，在同苏区取得联系后，开始谋划起义。1931年12月14日，趁总指挥孙连仲不在宁都，赵博生召开会议，宣布反蒋抗日，率部脱离国民党军队。

第二天清晨，约一万七千名官兵抵达苏区。人数多，建制完整，军官中还有不少保定军校、西北军官学校以及日本士官学校出身者。这样的部队不能简单拆散，更不能把旧军官一律排斥在外。如何接收，成了摆在中共中央和红军面前的一道难题。

军委决定保留原有骨架，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季振同任总指挥，董振堂任副总指挥，赵博生任参谋长。职位大体不动，政委人选却必须慎重。起义部队刚刚脱离旧军队，既缺少政治基础，又对红军制度陌生，派一个只会发号施令的人过去，极可能适得其反。

讨论许久后，毛泽东提出了萧劲光的名字：“让他去当政委。”这项安排看似平常，实际颇有针对性。萧劲光受过系统军事教育，又有在苏联学习的经历，既能与旧军官谈军事，也熟悉政治工作。更重要的是，他处理复杂关系时不急于树威，懂得先建立信任。

萧劲光到任前，毛泽东专门提醒他，团结是基础，改造是目的，教育是关键，并让他按照古田会议决议开展工作。刘伯坚也告诉他，这支部队的起义并非所有人事先都完全知情，许多官兵是在帽徽被摘下后才明白发生了什么。

实际情况比预想更复杂。有人担心加入红军会连累家人，有人把红军当成旧日宣传中的“土匪”，还有人相信“红军只要士兵，不要军官”。面对这些疑虑，萧劲光没有急着撤换干部，而是带着刘伯坚走访各驻地，逐个了解团以上军官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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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振堂和季振同先后提出入党申请，这对稳定部队起了很大作用。随后，萧劲光从红校和其他部队抽调两百多名政工干部，分到红五军团各级单位。他还举办训练班，亲自向军官讲解红军的宗旨、军民关系和组织原则。那些起初抱着怀疑态度的人，听到他结合留学经历讲军事与政治，态度逐渐改变。

有意思的是，改造并不是一帆风顺。部分政工干部片面强调民主，出现士兵当众控诉旧日军官的情况。一些军官担心权威尽失，国民党方面又趁机散发传单、投递策反信，谣言重新蔓延，甚至有人带枪离队。

最紧张时，九堡驻地不少军官已经收拾行囊。季振同问萧劲光：“真要把军官都撤掉吗？”萧劲光没有立即答复，而是赶到军委请示，又连夜去见毛泽东。毛泽东明确表示，革命不能靠强迫，想走者不留，愿留者欢迎，应当把不同情况分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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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传回驻地后，季振同站到官兵面前宣布，愿意离开的可以领取路费。局面顿时安静下来。原本喊着要走的人，面对真正放行的办法，反而大多留了下来。少数离队者后来返回，部队也没有借机清算。

整编持续了三个多月，旧有师团关系被逐步打散，新的组织和政治工作深入基层。到漳州战役期间，红五军团已经开始显出变化。部队驻扎龙岩时，董振堂擦枪不慎走火，听说“无故放枪要禁闭”，便主动收拾行装。萧劲光解释这是意外，但董振堂仍坚持按规定接受处理。

一声走火，折射出的却是整支部队的转变。曾经属于旧军队的第二十六路军，已经在宁都起义后完成了身份转换；而毛泽东让萧劲光担任政委，正是看中了他的学识、耐心和处理复杂局面的分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