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至正年间，四川泸州一带，蒙古宗室后裔铁木健带着家人仓促离开居所。族谱没有留下完整的出逃日期，却记下了一件反复被后人提及的往事：这场离散并非普通迁徙，而是一个家族为躲避政治风波所作的生死抉择。
铁木健究竟处于蒙古宗室哪一支，现存材料说法并不完全一致。地方族谱称，他是成吉思汗后裔，曾受封西平王，家中子女众多。这样的记载带有家族叙事色彩，不能简单等同于正史结论，但它所反映的背景并不难理解：元朝后期政局动荡，宗室之间关系复杂，稍有牵连，便可能招致猜忌。
元顺帝时期，红巾军起事不断，朝廷对地方势力与宗室成员格外敏感。对于拥有皇族血统的人来说，荣华富贵未必始终是护身符，反而可能成为危险的标记。族中长者后来回忆，铁木健察觉形势不妙，便决定离开原有居地，带着家人向西南方向避难。
那不是一次从容的远行。
车马、粮食、老弱妇孺，都成了路上的负担。沿途局势混乱，能够依靠的驿路和熟人越来越少。关于铁木健最后的结局，族谱记载他在逃亡途中病逝，未能把全家带到安全之地。主事者一旦离去，原本紧密的家族也只能分头寻找生路。
临别时，族人没有留下官凭，也没有留下显眼的信物，而是共同写下十句诗。诗中有“本是元朝宰相家”，也有“泸阳岸上分携手”“一家分作万千家”等句子。诗句并非精确的历史档案，却保存了一个家族对故土、身份和离散经历的集体记忆。
更关键的是，族人约定各自记住其中一句。日后若有机会相逢，便以诗句相互辨认。这个办法看似简单，却比携带族谱更隐秘。逃难途中，纸张可能遗失，姓氏必须改变，唯独熟记在心的几句诗，很难被旁人察觉。
改姓，也是在这种压力下发生的。
地方传说称，铁木健的后人后来多改为“余”姓。一种解释认为，“余”有余存、余脉之意，暗含家族在灾难中幸存的愿望；另一种说法则认为，改姓是为了与旧有宗室身份切割。无论哪一种说法更接近事实，改名换姓都说明他们已经不再把显赫出身当作资本，而是把活下来放在首位。
其中一支辗转进入四川乐山附近，最终落脚于余家湾。这里山地环绕，交通不便，村落与外界往来有限，正适合一个急于隐藏来历的家族扎根。族人开始务农，逐渐使用当地语言和生活习惯，婚姻、邻里、生产都与周围百姓融为一体。
几代之后，关于祖先的记忆不断模糊。有人只知道家族来自北方，有人只记得先辈曾经显贵，真正能说明来历的文字越来越少。幸而部分族人仍保留修谱习惯，残缺的《余氏族谱》便成了寻找线索的重要材料。
余元富是后来较为重视此事的人。他根据家中旧谱、墓碑文字和长辈口述，尝试整理先人的迁徙路线。这个过程并不顺利，族谱中既有避讳，也有传抄错误，个别世系无法彼此衔接。对他而言，修谱并不是给家族增添传奇，而是尽量把散落的片段放回原来的位置。
有意思的是，真正促成族人重新联系的，并不是一份完整谱牒，而是一则寻亲信息和那首十句诗。二十世纪中期以后，社会环境逐渐稳定，余家湾有人开始打听外地同姓族人。对方拿出的诗句，与本地老人记忆中的句子出现对应，沉寂多年的线索由此重新接上。
“你们家还记得‘一家分作万千家’吗？”来人曾这样询问。
老人没有立即回答，只把后半句慢慢念了出来。两段诗句合在一起，虽然不能单凭文字证明全部世系，却让双方确认彼此拥有共同的家族记忆。随后，他们又比对谱书、字辈、迁徙地点和墓葬信息，才逐步厘清各支之间的关系。
这种相认，不能理解为一首诗直接解决了六百年的历史疑案。诗句提供的是入口，谱牒、口述和地方材料则构成了继续考察的依据。有关铁木健及其后裔的说法，仍有不少地方需要辨析，尤其是世系、封号和迁徙年代，不能只凭传说下定论。
但诗的价值，恰恰不只在于证明血缘。它记录了一个家族如何面对身份变化，也记录了元末动荡给普通人带来的巨大冲击。昔日的宗室成员一旦失去政治庇护，便可能迅速变成需要隐藏姓名的逃亡者；而几百年后，后人只能从一行行旧诗里，寻找祖先曾经走过的路。
余家湾的故事因此显得特殊。它没有完整的宫廷档案，也没有连续不断的显赫家谱，留下来的只是残页、口述和一首被反复背诵的诗。正是这些并不耀眼的材料，使一个分散多代的家族重新确认了彼此的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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