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翻越帕米尔灭一国，最后死在监军的刀下|唐军|安西|小勃律|帕米尔|节度使|高仙芝

天宝十四载（755年）。一个五十多岁的将军被押到旗下。三天前，他还是这支大军的统帅；此刻，宣读诏书的不是御史，而是那个被他多次顶撞过的宦官监军。刀落之前，他对围观的将士说了两句话：“我退，罪也，死不敢辞；然以我为减削兵粮，天乎！”（《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我退兵，是我的罪，我认；但说我克扣军粮，老天在上，绝没有这回事！三军齐呼冤枉，“声震天地”。他叫高仙芝，高句丽人，安西节度使，唐朝在西域最锋利的刀。杀他的不是敌人，是他身后那个朝廷派来的监军。

他父亲是个俘虏，他是从马厩里爬出来的

高仙芝的出身，在唐朝将领里低得几乎不值一提。他是高句丽遗民。父亲高舍鸡在高句丽灭亡后内附唐朝，被编入安西军，一步步做到四镇十将、诸卫将军。《旧唐书·高仙芝传》对他的描写很简略：“仙芝美姿容，善骑射。”没有门第，没有师承，没有朝中奥援。他少年时随父在安西军中长大，从最低级的军官做起，靠的是两样东西：一张好脸和一双狠手。同僚起初看不起这个胡人小子，直到有一次边境冲突，他带二十骑突入敌阵，把对方的旗夺了回来。开元末年，他已经做到安西副都护、四镇都知兵马使。但他真正的名字，是靠一场谁都不敢打的仗写出来的。

天宝六载，他带一万人翻过了帕米尔

这场仗的起因，是一个叫小勃律的小国。小勃律在今克什米尔吉尔吉特一带，卡在葱岭（帕米尔）南麓的要道上。吐蕃把公主嫁给了小勃律王，于是“西北二十余国皆臣吐蕃，贡献不入”（《资治通鉴》卷二一五）整个西域的通道被掐断了。此前，安西都护三次出兵讨伐，全部无功而返。原因很简单：路太远、山太高、补给跟不上。从安西（今新疆库车）到小勃律，要翻越海拔四五千米以上的雪山隘口，古人叫它“坦驹岭”，下山一面是绝壁，骑兵根本下不去。

天宝六载（747年），高仙芝上书请战。玄宗拜他为行营节度使，给他步骑一万。《资治通鉴》卷二一六记了这次行军：“自安西行百余日，乃至特勒满川……又三日，至坦驹岭，直下峭峻四十余里。”一百多天，翻过葱岭，走到坦驹岭顶，眼前是四十多里的绝壁。士兵们看着就腿软，不肯下。高仙芝事先派了二十余骑扮作敌军使者，从山下上来报告：“阿弩越城已降，娑夷河上的藤桥已经砍断了。”

娑夷河就是印度河上游，那座藤桥是小勃律通往吐蕃的唯一通道。桥断了，吐蕃援兵就来不了。军心一定，全军缒绳而下。七天后抵达阿弩越城，随即派兵去砍藤桥，“适断，吐蕃兵大至，欲救不得”（《资治通鉴》）。桥刚断，吐蕃援军就到了，隔河相望，一步之差。小勃律王和吐蕃公主被迫出降。高仙芝把他们押回长安，玄宗赦免了小勃律王，改立亲唐的新王。此役之后，“拂菻、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恐，咸归附”（《旧唐书》）。

他因此拜鸿胪卿、安西副大都护、四镇节度使。这一仗后来被军事史家反复研究：一万人的兵力，翻越世界屋脊，长途奔袭三千余里，切断敌方唯一补给线，兵不血刃拿下目标。这是冷兵器时代山地作战的极限操作，一千三百年内没人复刻过。

天宝九载，他赢了一场仗，输掉了人心

高仙芝最大的问题，藏在他第二次出名的那场仗里。天宝九载（750年），他奉命讨伐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一带）。石国是昭武九姓之一，地处要冲，对唐礼数有亏。高仙芝出兵击破，石国国王请降。接下来的一步，成了他一生的污点。《新唐书·高仙芝传》记得很直白：“仙芝伪与约和，引兵袭之，虏其王及部众以归，悉杀其老弱。仙芝为人贪，破石国，得瑟瑟十余斛，黄金五六橐驼。”

假意答应和谈，趁对方放下戒备突袭，把老弱全部杀掉，掠走十几斛宝石、五六骆驼黄金，然后把国王押回长安，斩于阙下。这件事的后果，在一年后才显现出来。石国王子逃脱，向西奔走，向大食（阿拔斯王朝）求援。而河中诸国原本慑于唐威，至此开始动摇。《资治通鉴》对此事的评判极重：“由是诸胡皆怨。”一个将军可以赢下一百场仗，只要输掉一次道义，账就会在最后一起算。

天宝十载，怛罗斯：两万多人去，几千人回

天宝十载（751年）七月，高仙芝率蕃汉联军西进，与大食军在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塔拉兹附近）相遇。前四天唐军占优。高仙芝用老办法：步兵结阵，陌刀手在前，骑兵两翼包抄。李嗣业率领的陌刀队“当嗣业刀者，人马俱碎”，硬是把对方压住了。第五天，变故来了。联军中的葛逻禄部突然倒戈，从背后与唐军接战，大食军正面压上。唐军阵型崩溃，全线溃散。《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只给了寥寥数字：“我军大败，士卒死亡略尽，所余才数千人。”两万多人出征，回来的只有几千。高仙芝靠李嗣业死战断后，才捡回一条命。

这一战的影响被后世反复放大：有人说中国的造纸术从此西传（此说学界争议很大，不可坐实），有人说它划定了伊斯兰与中华文明的边界（夸大），也有人说它直接导致唐朝退出中亚（不准确唐朝在中亚的统治在此后几年仍在维持，真正致命的是四年后的安史之乱）。比较公允的说法是：怛罗斯是一场惨败，但不是致命伤。致命伤在于，这场败仗让朝廷第一次开始怀疑：西域还值不值得花这么多钱。而怀疑一旦产生，猜忌就会跟着来。

安史之乱，他做了唯一正确的决定，然后被杀了

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安禄山在范阳起兵。河北州县望风瓦解。朝廷紧急征调安西、河西边军入援，高仙芝被任命为副元帅（元帅为荣王李琬），与封常清一同东征。封常清在洛阳临时募兵六万，全是市井子弟，一战即溃，洛阳失守。高仙芝接手残兵，做了一个在当时最不讨好、但事后被证明完全正确的决定：放弃陕郡，退守潼关，坚壁不出。《资治通鉴》卷二一七记了他的理由：“贼锋不可当，且当避之。我远来疲弊，未可与之争锋。”叛军锐气正盛，唐军是新凑的乌合之众，硬拼就是送死。守住潼关，关中就在；关中在，朝廷就在。

这个决定救了大唐。叛军被堵在潼关之外半年，始终没能打进关中。但他得罪了一个人：监军边令诚。这个宦官多次向他索要财物，都被挡了回去。于是边令诚上了一道奏章，罗列两条罪名：一是“盗减军士粮赐”，二是“妄言动摇军心”。玄宗正在气头上，连核实都没有，直接下诏：“令令诚就军中斩之。”于是有了开头那一幕。《资治通鉴》接着记：“仙芝临刑，谓士卒曰……三军大呼冤，声振天地。”同一天被杀的，还有封常清。两个刚从西域赶回来、一辈子没打过败仗以外任何一场仗的人，死在自己人的刀下。接替他们守潼关的是哥舒翰。八个月后，他被十二道催战令逼出关，二十万大军全军覆没，长安沦陷。高仙芝那个“错误”的决定，恰恰是唯一正确的决定。

结语

高仙芝这一生，从马厩里的胡人小子做到安西节度使，翻过帕米尔，跨过葱岭，打过唐朝最漂亮的一仗，也打过最丢人的一仗。他没有留下兵书，没有留下什么动人的话。他留下的东西很朴素：一次七十里绝壁的下山，一座被砍断的藤桥，一句“我退，罪也，死不敢辞”。后世讲盛唐西域，爱讲他的神勇，也爱骂他的贪婪。这两件事其实不必分开看：一个能在世界屋脊上算清每一袋军粮的人，也会在破城之后算清自己能拿走多少黄金。他不是圣人，他是个职业军人——而这种人，在盛世里是利器，在乱世里是祭品。

他大概也算过自己的命：算准了每一条山路的坡度，算准了每一次奔袭的天数，算准了葛逻禄会反。唯独有一件事他没算，也算得太准了：他知道退兵会被人骂，但不知道骂他的人手里握着皇帝的刀。至于那座藤桥，一个一生都在断桥的人，最后发现自己早就把身后的桥砍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