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秋，西北核试验场，罗箭正蹲在设备旁反复核对数据。张爱萍走过一个个工号，终于找到了这个满头大汗的年轻人。两人见面没有寒暄，张爱萍先看了看记录，又问起一件与技术无关的事。
罗箭出生于1938年4月的延安。那时父亲罗瑞卿长期在外工作，母亲便请熟人给孩子取名。起初叫罗小卿，后来因“卿”字笔画多，读书时改写成“罗小青”。直到进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他才正式改名为罗箭。
战争年代，罗小青很小便被送进中央保育院。父母不能常在身边，陪伴他的，是一群有着相似经历的孩子。刘伯承的长子刘太行与他关系密切，朱德、康克清也常去看望孩子们。
有一年中秋，朱德曾在院里弹扬琴，孩子们围坐在石凳旁，难得安静下来。陈赓、张际春等从前线回来，也会把孩子接到身边过周末。这样的照料并不特殊，却让他们感受到一个特殊大家庭的温度。
罗小青五岁左右才真正见到父亲。多年后，他仍记得那位“又高又瘦、很有威严”的父亲。罗瑞卿事务繁重，陪伴子女的时间有限，却十分重视规矩，常提醒孩子干部家庭的子弟更要朴素，不能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1949年北平解放前后，荣臻小学随形势变化迁移，进入北平后改为八一小学。罗小青在那里继续读书，后来考入北京一〇一中学。他理科成绩突出，家里谈到升学时，罗瑞卿没有替他包办，只说：“专业怎么选，你自己作主。”
这句话看似平常，实际体现了罗家的教育方式。父亲给方向，却不代替孩子作决定。罗小青对原子能和国防科技产生兴趣，1958年高中毕业后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那几年，学校重视基础训练，他后来评价，科大养成的学习方法，对一生的技术工作影响很深。
转折发生在1961年寒假。好友任嘉因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来到北京，谈起学校新增的相关专业，罗小青重新考虑自己的道路。他意识到，自己想学的方向，哈军工更适合。罗瑞卿听完没有阻拦，反而告诉他，国家正在从重点理工学校选调优秀学生充实军工力量。
也就在这次转学前，罗瑞卿提出让儿子改名为“罗箭”。这个名字，不只是称呼上的变化，也像是对新阶段的提醒：进入军校，意味着接受更严格的训练，今后所学要与国防建设直接相连。
哈军工的学习并不轻松。课程紧，管理严，还要参加劳动和集体训练。罗箭没有因为家庭背景得到特殊照顾，反而刻意少谈父亲。1961年3月16日，陈赓在上海突然病逝的消息传来，罗箭受到很大触动，更坚定了投身国防科技的想法。
1963年，罗箭从哈军工毕业，被分配到核试验基地研究机构。第二年5月，他接到进疆执行任务的通知。核试验属于高度机密，工作人员不得向外传递信息，家属也不能获知具体去向。罗箭离家时只说要外出执行任务，随后便投入紧张准备。
几个月过去，罗瑞卿始终收不到长子的消息。在一次总参会议上，他半开玩笑地说：“我的大儿子失踪半年了，也不知道去了哪里。”张爱萍听进了心里，却没有要求任何人破坏保密纪律。
试验前夕，张爱萍来到现场检查。找到罗箭后，他问：“你怎么不告诉你爸爸？”罗箭回答：“这是纪律，我得遵守。”话不多，分量却很重。父亲的牵挂，不能成为泄密的理由；干部子弟的身份，也不能成为例外。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罗箭参与了这次试验，并获记三等功。同年11月，他回到北京，家人这才知道长子一直在核试验现场。罗瑞卿没有追问细节，只带着全家去吃烤鸭，为儿子庆功。
此后，罗箭长期从事国防科技工作。1985年，他调入政治部门，担任组织部部长，起初并不愿离开熟悉的技术岗位，但仍服从安排。1996年退休后，他还曾与一些革命烈士子女走访老区，力所能及地参与帮扶。那场发生在试验场的简短问答，也因此成为他军旅生涯中最有分量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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