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对李达的印象，只停留在“老校长”“老理论家”的标签上，很少有人知道他这辈子的政治经历有多曲折。早年间他是我党建党元老，却主动退出党组织，隔了整整26年才重新申请入党，而这件事最终能成，毛主席还主动提出要当见证人。
1920年冬天的上海，李达正张罗着办一份给革命者看的理论刊物。那时候啥条件都差，缺纸缺印刷设备，最棘手的还不是这些杂事。刚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怎么讲才能让真要干革命的人听得懂、用得上，这才是最头疼的核心问题。
这份刊物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共产党》月刊，那时候我党建党还在筹备阶段，各地早期组织没稳定的联络渠道，全靠刊物、书信传消息。刊物上的理论写得准不准，直接关系到这帮革命者能不能凑成一股绳，形成统一的认识。
陈独秀牵头推动办刊，大大小小的具体事务全压在了李达身上。他既要改稿子，还要琢磨怎么贴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那时候没有成熟的范本可以抄，每一个概念都得反复打磨好多次。
那时候毛主席在湖南搞建党和工人运动，拿到这份刊物之后特别认可，一直和上海方面保持通信，两个人的交往就是从这时候慢慢建立起来的。一个扎在基层摸实践，一个沉下心做理论，俩人目标却一致，都在找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现实的结合点。
1923年革命形势变了天，国共要不要合作、该用什么方式合作，成了全党绕不开的问题。那时候我党刚成立没几年，力量还很弱，共产国际推着搞合作，陈独秀想着借国民党的影响力发展革命力量。
李达却捏着一把汗，他就怕我党在合作过程中丢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和组织独立性，坚持要把关键问题说清楚，不能只讲策略丢了原则。他和陈独秀谈不拢，干脆直接做出了退出党组织的决定。
那年李达才三十多岁，已经是国内颇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脱党意味着丢掉党内职务，也没了组织平台，所有后果都得自己一个人扛。但他没放弃信仰，这么多年一直没停过马克思主义研究，也一直在琢磨中国的社会问题，走的只是组织关系，没丢革命信念。
毛主席没因为这件事就和李达断了来往，早期革命者本来就既有组织关系，也有私交和学术认同，不会因为一次分歧就彻底翻脸。他清楚李达的本事，也明白李达做这个选择都是出于原则，不是为了私利。
1926年毛主席在广州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特意邀请已经脱党的李达来讲马克思主义理论。李达的理论功底扎实，讲的内容又贴合实际，给那帮要去农村搞运动的学员帮了大忙。
后来北伐的时候，李达还帮毛主席做过地方实力派的争取工作，根本不是大家印象里只会啃书本的书呆子。他能把理论判断用到实际的政治工作里，这也是毛主席一直看重他的地方。
大革命失败之后，政治环境一下子坏了起来，李达的日子过得也挺难，抗战时期还得天天躲反动派的搜捕，处境比在党内的同志要坎坷得多。但他一直没停下教书和研究，这么多年一直在大学里讲马克思主义，从没变过方向。
解放战争后期，大片解放区接连建立，毛主席得知李达的处境之后，特意多次指示相关部门，一定要想办法把李达接到解放区来。1948年相关安排就陆续启动，李达拖着病弱的身子辗转走了好久，才终于到了北平。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李达正式向组织提出了重新入党的申请，这距离他当年脱党，刚好过去了26年。他的申请不是为了给自己找个身份镀金，是想重新回到组织里，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出力。
刘少奇、李维汉负责处理他的入党问题，毛主席得知之后直接拍板，说李达虽然离开组织二十多年，但是一直坚持研究马克思主义，从没做过对不起革命的事，我来给他当见证人。
1949年12月，李达的重新入党申请获批，这件事也给所有人提了个醒，我党评价一个老同志，从来不会揪着过去的曲折不放，看得是你一辈子的实际表现和对革命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之后，全国各地都缺办教育的骨干，刚满60岁的李达出任了湖南大学校长，后来全国院系调整，他又调到武汉大学当校长。放在谁身上，接手一所全国知名的重点大学都是不小的压力，那时候李达已经年过六十了。
李达从来没把重新入党当成个人荣誉，反而把所有精力都扑在了工作上，抓教学秩序，找优秀师资，搞学科建设，一直没停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教学。
毛主席一直关注着李达的工作，1956年他视察湖北的时候，特意抽时间接见了李达，俩人聊起早年建党的往事，也聊起当下办大学的思路，毛主席还评价李达是“理论界的鲁迅”，这份认可分量极重。
李达的一辈子兜兜转转，从建党元勋到脱党学者，再到重新入党投身教育，走了一条相当曲折的路。他和毛主席交往几十年，没因为一次分歧就断了联系，也没因为过去的经历被埋没，这份格局放到现在，也挺值得琢磨。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 李达：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泰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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