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袋土豆里的六年

三毛钱，两个钢镚，一张五块，一张一块。就这点钱，让我在菜市场站着，半天挪不动步子。

掏钱那个老头，叫周德明。我原来单位的二把手。整整六年，他捏着我的命运玩，如今退休了，蹲在摊子前挑土豆，专挑芽眼少的，说要削。他现在连买东西都怕麻烦，更别说麻烦别人了。

而我，李建军，三十八岁，接到七岁的闺女，车筐里搁着一兜西红柿。要不是那个钢镚滚到我车轱辘边上，我这辈子可能都不想再看见他。

碰上的那一刻，我心里五味杂陈。有恨吗？有。可怜他吗？也说不上。就是觉得荒唐——眼前这个提着六块七土豆的老头，跟当年那个皮鞋锃亮、走路带风、让全科室站起来打招呼的周副局长，判若两人。

他先认出我的。喊了声“李建军”，语气平平的，没了一点官腔。我脱口回了句“周局”，说完自己先臊了。人家早不是局长了，我这嘴，怎么就这么贱？大概是被那六年驯出来的条件反射，刻进骨头里了。

说起这六年，得从头讲。

当年我在业务科，跑工地、盯浇筑，考下注册结构工程师，年年评优。他一来，一纸调令，把我发配到档案室。理由说得漂亮：年轻同志要多岗位锻炼。可我心里跟明镜似的，有回我在走廊亲耳听见他跟人事科的老刘咬耳朵，说我“太跳了”，要磨磨我的性子。

磨性子？这话说得多轻巧！我在工地熬通宵的时候，他在酒桌上推杯换盏；我啃书啃到后半夜的时候，他端着茶杯开会。他外甥连水准仪都拿不利索，进了业务科第二年就提了副科。凭什么？就凭他是周德明。

档案室就俩人，我和快退休的老赵。收文件，贴标签，归档，日复一日。冬天暖气不顶用，我手上冻出裂口。闺女问我为啥天天接她那么早，我只能笑着说爸爸工作不忙。这话听着轻，压在心里比石头还沉。

我找过他三次。第一回，他给我倒水，讲大道理；第二回，水都不倒了，敷衍两句“组织决定”；第三回我没去，不想再受那份羞辱。有人劝我去找大领导闹一场，我没去。闹了顶什么用？反倒落个刺头的名声。媳妇说我窝囊，我认。可窝囊有时候不是软弱，是不想把日子过成一地鸡毛。

话说回来，那天在菜市场，他倒是先低了头。

他说：“建军，档案室那几年，对不住了。”

五个字，说完转身就走，右脚还有点跛。我愣在原地，看着他提着土豆混进人堆，几步就瞧不见了。

对不住了？轻飘飘一句话，就想把我最好的六年翻篇？我三十八了还在还房贷，新来的小伙子比我小十岁，喊我一声“李哥”，干着跟我一样的活。要不是那六年，我兴许早提了副科，正科也不是没可能。这一句道歉，够吗？

不够。远远不够。

可我又能怎样？摔他的土豆？堵他家门口骂一顿？做不出来。不是心软，是不屑。我不想变成跟他一路货色的人，用踩别人的方式成全自己。

后来听老赵说，他老伴糖尿病并发症，眼睛快看不清东西了，儿子在深圳一年才回来一趟。老头子天天在家做饭收拾屋子，说比上班还累。这些话我没打听，是别人送上门的。可怜吗？也许吧。可他遭的罪，是他自己种下的因；我吃的苦，凭啥要我自己消化？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媳妇打着呼噜，闺女的脚蹬在我腰上，我盯着天花板，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两个画面：一个是档案室冬天冻裂的手指头，一个是他弯腰捡钢镚的背影。

这两个画面凑在一块，越想越拧巴。

睡前闺女还问我，西红柿炒鸡蛋咋这么咸。我说盐放多了。其实咸的不是菜，是我咽下去的那些话。

天亮了，日子照旧。买菜，接娃，上班，钥匙还挂在鞋柜上。那句“对不住了”，我就当一阵风刮过去了。不原谅，也不纠缠，这跟大不大度没关系，是给自己留条活路。

有人说，放下是最好的解脱。我倒觉得，真正的放下不是原谅谁，是承认有些人欠你的，这辈子都还不上了。你不等了，往前走，这才是对自己最大的交代。

那袋六块七的土豆，他提走了。我的六年，谁也赔不起。可往后的日子，还得自己过，而且要过好，这才是最响亮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