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6月，朝鲜战场志愿军总部，杨勇面对一场尚未定论的作战计划，语气比平日更急。他提出，集中三个军，在金城方向发起一次较大规模进攻，目标不是争夺几处阵地，而是打掉南朝鲜军继续作战的念头。
这份建议，起初没有得到多数将领赞成。
第五次战役后，志愿军作战指导逐渐转向稳扎稳打，以局部进攻不断消耗敌人，避免投入过大的兵力。这样的方针，适应当时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也减少了部队伤亡。杨勇此时要求集中三个军出击，自然引起了谨慎甚至反对。
会议上，有人担心战役规模一旦扩大，美军必然增援；也有人认为，停战谈判虽然艰难，却不能因为南朝鲜方面的挑衅，轻易改变既定部署。话说得很实在：仗打大了，胜负和代价都不好估量。
杨勇没有急着反驳，而是把判断依据一条条摆了出来。1953年6月18日，李承晚政府未经美国同意，突然释放约2.7万名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这一举动直接冲击了停战谈判，也表明南朝鲜方面并不甘心接受停战安排。
在杨勇看来，问题已经不只是几处阵地得失。李承晚之所以敢于公开破坏谈判，是因为他判断志愿军不会对南朝鲜军实施大规模打击。若这种判断继续存在，谈判桌上的承诺便很难真正落地。
“再这样下去，停战也未必稳得住。”杨勇在会上说，“必须让南朝鲜军明白，继续打下去要付出什么代价。”
他的分析还有另一层考虑。美国确实不愿意让战争重新失控，也希望停战谈判能够完成，但这并不代表美军会完全袖手旁观。倘若志愿军只进行小规模进攻，南朝鲜军仍可能依靠美军支援反复纠缠。
真正的分歧在于，究竟要不要把有限的兵力集中起来，打一次具有决定性震动的战役。
就在讨论陷入僵局时，杨得志一直安静听着。他当时负责志愿军的实际指挥工作，对部队整训、后勤补充和战场态势都十分清楚。杨勇发言结束后，杨得志站起身来，给出了关键支持：“三个军不够，我再给你两个军。”
这句话并不是一句临时表态。它意味着金城方向的进攻兵力，将由三个军扩大到五个军，也意味着指挥、补给、炮火协同和后续防御，都要重新安排。
杨得志随后向彭德怀和中央军委汇报作战设想。经过研究，中央认为，南朝鲜方面公然破坏谈判，必须给予军事打击；如果能够在停战前改变战场态势，反而有利于协定顺利签署。金城战役的准备因此迅速展开。
1953年7月13日，金城战役打响。志愿军以强大炮火支援步兵突击，突破南朝鲜军防线后，连续扩大战果。战斗并非没有阻力，美军也曾组织力量实施反击，但南朝鲜军的主要防御体系已经受到重创，战场主动权逐步转到志愿军一方。
经过十多天作战，南朝鲜军遭受重大损失，金城以南大片地区被志愿军控制。战役持续到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署前后，具体战果和统计口径虽有差异，但其对南朝鲜军的打击十分明显。李承晚政府继续单独作战的能力和意志，都受到沉重影响。
有意思的是，这场战役的价值，并不只在于攻占了多少阵地。它把谈判中的政治较量，转化成了对战场实力的重新确认。南朝鲜方面原本希望凭借拖延和挑衅改变停战进程，金城战役则使这种设想失去了现实基础。
杨勇敢于提出大规模进攻，靠的是对战局的判断；杨得志愿意承担责任，靠的是对战友和部队的信任。两人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便已相识，抗日战争中又有长期共事经历，彼此熟悉对方的性格，也知道对方不会拿部队安危冒险。
这种信任，后来还延续到战场之外。特殊时期，杨勇身体受伤，周恩来曾批示安排治疗。杨勇在北京处境困难时，杨得志把他接到青岛照料，使他得到相对安稳的生活环境。对杨勇而言，这已不只是老战友之间的帮助。
杨勇病重期间，杨得志多次到病房探望，劝他配合治疗。两位老将之间没有多少场面话，更多时候只是沉默相对。战火中的判断、几十年的患难，以及金城城下那次关键支持，都沉淀在这份沉默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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