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6月，湖南浏阳文家市传来消息：杨勇的母亲去世了。远在北京的杨勇当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军务缠身，无法赶回老家料理后事。乡亲们商量着把丧事办得体面些，请戏班子唱几天戏，便打电话向他要500元钱。
电话那头沉默片刻，杨勇没有答应。他说：“丧事从简，寄200元买棺木就够了，不能大操大办。”
这句话听起来冷静，甚至有些硬。可对杨勇来说，母亲的一生本就与节俭、坚忍相伴，他不愿在母亲身后铺张，更不愿让乡亲因为自己的身份而增加负担。
杨勇出生于湖南浏阳文家市。父亲早逝，母亲和长兄、长嫂经营杨利生饭铺，靠几张桌子、几口锅养活一家人。少年时代的杨勇十分顽皮，有一次偷割家中的腊肉，拿到山上煮给伙伴们吃。母亲找到他时，他赶紧举起一串小鱼说：“妈，我拿鱼赔你的腊肉。”
母亲没有责打他，只是抱住他说：“我不是心疼那块肉，是怕你学坏。”
这句话，杨勇记了一辈子。
1927年9月20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文家市，在里仁高小操场向部队讲话。年仅14岁的杨勇站在墙头观看，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革命队伍的气势。会后，他拦住一名红军干部，要求参军。
这名干部是罗荣桓。罗荣桓见他年纪太小，劝他先读书。杨勇却坚持说，自己是少年儿童团团长，母亲和哥哥都支持革命。罗荣桓随他回家，杨母特意杀鸡做饭招待，坚决不收饭钱。
那顿饭并没有立刻改变杨勇的命运，却让他更加坚定。1930年6月，他正式参加红军，离开文家市。此后多年，他辗转各地作战，和母亲聚少离多，母亲也因家人参加革命，数次遭到敌人拘押。
1949年7月，杨勇率部经过湘赣边境的慈化镇。这里距文家市不过几十里，苏振华看出他思乡，劝他回家看看。杨勇临行前却专门写信，要求乡亲们不要敲锣打鼓，不要夹道迎接，不要设宴送礼，也不要张灯结彩。
他还托人转告乡亲：“参加革命以后，我就姓‘共’了。这样接我，我不回去。”
7月20日，杨勇带着几名警卫员走小路回乡。有人不明白，他解释说，共产党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不能让群众花钱吹捧，也不能摆出高高在上的架势。走小路，既是为了避免惊动乡亲，也是为了守住这条规矩。
然而消息还是传开了。乡亲们围上来，埋怨他当了大官却冷冷清清回来。杨勇笑着说：“职位再高，也是为大家办事，不能把自己当成官老爷。”
回到家里，母亲起初没有认出穿军装的儿子。杨勇握住她的手说：“妈，我是统伢子，我回来了。”母亲盯着他的脸看了很久，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母子分别近二十年，许多话想说，却都堵在了喉咙里。
在家住了几天，族人又请杨勇到祠堂吃饭，提出让他出钱修祠堂、办学校，以此为宗族增光。杨勇表示感谢，却没有接受。他认为，办教育应由国家统一规划，个人不能借职务和名望替宗族办排场，更不能把革命干部塑造成光宗耀祖的对象。
7月25日，杨勇返回部队。母亲舍不得他走，他安慰道：“全国还有许多地方没有解放，等事情办完，我再回来多住些日子。”
后来，杨勇多次牵挂母亲。1958年，他从朝鲜回国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后，才把母亲接到北京。孩子们第一次见到老人，年幼的女儿问起“婆婆”是谁，得知那是父亲的母亲，便拉着杨勇说：“爸爸，你快喊妈妈呀！”
杨勇面对孩子有些不自在，只说自己多年没喊，要慢慢练习。铁打的将军，也有难以启齿的柔软。
母亲在北京住了几年，始终不习惯城市生活。1962年，她坚持回浏阳，杨勇只好安排人员送她返乡。第二年老人去世，他不能亲临，便用200元钱置办棺木，不准唱戏铺张。
母亲活着时，他没能常伴左右；母亲去世后，他也没有用身份改变家乡的旧规矩。那笔200元，既是儿子对母亲的心意，也是一个老党员留给乡亲们的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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