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赵雅芝,今年五十三岁。别笑,是真名,我妈生我那会儿电视剧《上海滩》正火,她喜欢冯程程,就给我起了这么个名字。可我没人家那命,我是个保姆,在城里给人当了十几年住家保姆。
我要说的这件事,憋在心里大半年了,谁也没敢告诉。今天说出来,是因为我实在憋不住了。
去年秋天,我上一个东家搬去了外地,我就在家政公司挂了单,等着新活儿。等了大概一个星期,中介给我打电话,说有个活儿,条件是照顾一位六十岁的独居男雇主,住家,主要负责一日三餐、打扫卫生,外加提醒他按时吃药、定期复诊。老爷子姓周,退休前是中学老师,老伴走了三年,儿子女儿都在外地工作,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家。
中介特意嘱咐我:“老周人挺好,就是有点倔,不爱跟人多说话。你去了少说多做,把他伺候好了就行。”
我当时想,这不正好吗?我最怕那种事儿多的东家,一天到晚挑毛病。话少的反而好相处。
就这样,我拎着一个编织袋,坐了两个小时的公交车,到了老周住的小区。那是个老小区,六层楼,没电梯,绿化倒是不错,楼下有棵大槐树,遮了半边天。老周住在三楼,两室一厅,不大,但收拾得还算干净。
开门的是老周本人。他个头不高,一米七左右,头发花白,但梳得整齐,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格子衬衫,外面套了件灰色毛背心。戴着一副老花镜,镜片后面的眼睛挺亮,看人的时候不躲闪,直愣愣地盯着你,像是在打量一件家具。
“你就是赵姐?”他说话声音不大,带着点鼻音。
“周老师您好,叫我雅芝就行。”我赶紧点头,把编织袋放在门口。
他侧身让我进去,指了指靠门的那间小屋:“那是你住的屋,床单被套都是干净的,你自己铺一下。厕所在走廊尽头,热水器会用吧?”
“会的会的。”
“厨房在阳台边上,冰箱里有菜,米面油都在柜子里。我早饭吃得简单,一杯牛奶一个鸡蛋,午饭和晚饭你做两菜一汤就行,多了吃不了浪费。”他说完,从裤兜里掏出一串钥匙,摘下一把递给我,“这是大门钥匙,你拿着。我每天上午去公园下棋,十一点回来,下午在家看书听收音机。有什么事你给我打电话,号码贴在冰箱上。”
交代完这些,他就转身回了自己房间,把门关上了。
我站在原地愣了愣,心想这人还真是干脆,一句废话没有。
我住的那间小屋不大,七八平米,放了一张单人床、一个衣柜、一张书桌。窗户对着小区的院子,能看到那棵大槐树的树冠。我把床单铺好,衣服叠好放进柜子里,又把带来的牙刷毛巾摆到厕所。环顾了一圈,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又要在这个陌生的地方住下来了,不知道这次能待多久。
头一个星期,我跟老周的交流仅限于必要的几句话。
“周老师,饭好了。”
“嗯。”
“周老师,今天的菜合胃口吗?”
“还行。”
“周老师,您的降压药我放桌上了,别忘了吃。”
“知道了。”
他每天的生活规律得像钟表。早上六点半起床,洗漱完坐在客厅喝一杯温开水,然后下楼遛弯,七点半回来吃早饭。吃完早饭看半小时报纸,八点半出门去公园。十一点准时回来,坐在沙发上听收音机里的评书,听到十二点吃饭。下午午睡一小时,起来看书或者看电视,傍晚再下楼溜达一圈,晚上九点半准时上床。
我做了十几年保姆,伺候过各种各样的老人。有脾气暴躁动不动就骂人的,有抠门到连卫生纸都要数着用的,有整天疑神疑鬼怀疑我偷东西的,也有儿女不管、孤零零一个人躺在床上等死的。但像老周这样的,我还真没见过。他太安静了,安静得像这个屋子里没有这个人一样。
可就是这种安静,让我觉得有点不对劲。
第二个星期的某一天,我打扫卫生的时候,在老周的书房里发现了一样东西。
说是书房,其实就是他那间卧室的角落里摆了一张书桌,上面堆了不少书。我擦桌子的时候不小心碰掉了一本书,弯腰去捡,发现书桌底下塞着一个相框。相框是倒扣着的,我翻过来一看,是一张合影。
照片上是一男一女,男的显然是年轻时候的老周,穿着一件白衬衫,头发乌黑浓密,意气风发。女的扎着两条辫子,圆圆的脸蛋,笑起来有两个酒窝,穿着碎花裙子,依偎在老周身边。两个人站在一座石桥上,背后的天空很蓝。
我把相框放回原处,心里大概猜到了,那应该是他去世的老伴。
那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多了一句嘴。
“周老师,我看您书房桌上有一张照片,是您和阿姨年轻时候照的吧?阿姨真好看。”
老周夹菜的筷子顿了一下,但没有抬头,只是“嗯”了一声,然后继续吃饭。
我以为他不愿意聊这个话题,就没再追问。
可过了一会儿,他突然放下筷子,说了一句:“她走了三年了,胃癌。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期,前后撑了不到四个月。”
我愣了一下,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他又说:“她走的那天晚上,我握着她的手,她说想吃柿子。大冬天,上哪儿找柿子去?我跑了三条街,最后在一个水果摊上找到了几个冻柿子,拿回来捂化了喂她吃。她吃了两口,笑了笑,然后就闭上了眼睛。”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讲别人的事。但我注意到他握着筷子的手在微微发抖。
我心里一酸,连忙说:“周老师,您别难过了,阿姨在天上也不希望看您这样。”
他没再说话,端起碗把剩下的饭吃完,然后把碗放进水池里,转身回了房间。
那天下午,他没有出来听收音机。
从那以后,我跟老周之间的关系,好像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他开始偶尔主动跟我说话了。有时候是问我家里有几口人,有时候是问我以前在哪儿干活,有时候是问我累不累、吃得惯吃不惯。虽然都是些家常话,但对于他这个话少的人来说,已经算是很大的进步了。
我也渐渐摸清楚了他的脾性。他不喜欢吃太油腻的东西,口味偏清淡,爱吃鱼,尤其是清蒸鲈鱼。他每天早上必须喝一杯温水,雷打不动。他睡觉前要在客厅走二十圈,说是助消化。他看电视只看新闻和戏曲频道,遇到唱戏的能把音量开到最大,跟着哼哼唧唧地唱。
有一次我在厨房切菜,听见他在客厅跟着电视唱《空城计》,唱得有板有眼的。我忍不住探头看了一眼,他正闭着眼睛,摇头晃脑,一只手还打着拍子,完全沉浸在里头。那副模样,跟他平时不苟言笑的样子判若两人。
我忍不住笑出了声。
他听见笑声,猛地睁开眼睛,看见我站在厨房门口笑他,脸一下子就红了。
“笑什么笑?”他故作严肃地瞪了我一眼,但嘴角却忍不住往上翘了一下。
那是他第一次在我面前笑。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着,平淡得像一杯白开水。可有时候,越是平淡的水,底下越有可能藏着暗流。
大概过了一个月,有一天晚上,我突然被一阵响声惊醒了。
我住在保姆房里,隔着走廊能听到客厅的动静。我竖起耳朵听了听,好像是有人在翻什么东西。我第一反应是进贼了,心跳顿时加速,蹑手蹑脚地从床上爬起来,轻轻打开房门,探头往外看。
客厅的灯亮着,老周正蹲在电视柜前面,埋头翻着下面的抽屉。他穿着一身睡衣,头发乱糟糟的,背影看起来有些佝偻。
“周老师?您还没睡?”我轻声问了一句。
他回过头来,我看见他脸上的表情,愣住了。他眼眶红红的,脸上有两道清晰的泪痕。
“没事,我找个东西。”他的声音沙哑,带着浓浓的鼻音。
“您找什么?我帮您找。”
“不用了,找到了。”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东西,攥在手心里,站起身来,低着头快步走回了房间,把门关上了。
我站在原地,看着那扇紧闭的房门,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第二天早上,我打扫客厅的时候,发现电视柜下面的抽屉开着一条缝。我拉开一看,里面放着一本旧相册,还有一些零零散散的小物件。其中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行字,字迹娟秀,一看就是女人的笔迹:
“老周,记得吃早饭,别饿着肚子去上课。——梅”
那个“梅”字,应该就是他老伴的名字。
我把抽屉轻轻关上,假装什么都没看见。
从那以后,我开始留意到更多细节。老周每天晚上都会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对着茶几上放着的那个空茶杯发呆。那个茶杯是老式的搪瓷缸子,白色的,杯身上印着一朵红色的牡丹花,边沿的搪瓷已经磕掉了好几块,露出里面的黑色铁皮。他从来不用那个杯子喝水,就那么摆在那里,像是一个摆设。
我猜,那应该是他老伴生前用过的杯子。
有一天下午,我正在阳台上晾衣服,老周从屋里走出来,站在我旁边,看着楼下那棵大槐树发呆。
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开口说:“那棵树是她种的。搬进来那年,她说想要一棵树,夏天能遮阴,冬天能看雪。我们就去花鸟市场买了一棵槐树苗,种在楼下。现在树都长这么高了,人却不在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轻,像是自言自语。
我手里的动作停了下来,转头看着他。夕阳的光线打在他的侧脸上,把他的白发染成了金黄色。他眯着眼睛看着那棵树,眼神里有种说不出的落寞。
那一刻,我心里突然涌上来一股冲动,想伸手拍拍他的肩膀,或者说点什么安慰他的话。但我最终什么都没做,只是默默地继续晾衣服。
可就是从那天开始,我发现自己的心态变了。
我开始在意他对我的看法了。做饭的时候,我会琢磨他喜不喜欢这道菜;打扫卫生的时候,我会刻意把他书桌上的东西摆整齐;他出门下棋的时候,我会站在窗前往下看,目送他的背影消失在小区门口。
他偶尔夸我一句“今天的菜不错”,我能高兴一整天。他要是哪天不怎么说话,我就会胡思乱想,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好了。
我知道这不对劲。我是来打工的,他是雇主,我们之间就是雇佣关系。可人心这个东西,它不讲道理。它什么时候动,动到什么程度,根本不跟你打招呼。
转折发生在去年冬天。
那天下了很大的雪,老周感冒了,发烧到三十八度五。我劝他去医院,他死活不肯,说吃点药睡一觉就好了。我没办法,只好去药店买了退烧药和感冒药,又熬了一锅姜汤,端到他床前。
他躺在床上,脸色潮红,嘴唇干裂,看起来虚弱得很。我扶他坐起来,把药和水递给他。他接过药片,仰头吞下去,又喝了几口水,然后靠在床头喘气。
“赵姐,麻烦你了。”他哑着嗓子说。
“不麻烦,您好好休息。”我把姜汤放在床头柜上,“姜汤我搁这儿了,您凉一会儿喝,驱驱寒。”
我转身要走的时候,他突然叫住了我。
“赵姐,你能不能……坐一会儿?”
我愣了一下,回头看着他。他的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没见过的神情,像是一个害怕孤单的小孩,渴望有人陪着。
我犹豫了几秒钟,然后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您睡吧,我在这儿守着。”
他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又睁开,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
那天晚上,我在他床边坐了将近两个小时,直到他彻底睡着,呼吸变得平稳均匀,我才轻手轻脚地起身离开。
回到自己房间,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心跳得很快,脸上发烫,脑子里乱糟糟的。我拼命告诉自己,我就是尽一个保姆的本分,照顾生病的雇主而已,没什么特别的。可另一个声音在心底说:你骗谁呢?你心里清楚得很,你对他的感觉,已经超出了雇主和保姆的关系。
那段时间,我陷入了深深的矛盾和挣扎之中。
一方面,我确实对老周产生了感情。我喜欢他身上的那种书卷气,喜欢他安静的性格,喜欢他偶尔露出的笑容,甚至喜欢他唱戏时摇头晃脑的样子。和他在一起,我感到了一种久违的安心和温暖。我做保姆这么多年,寄人篱下,看人脸色,从来没有哪个雇主让我有过这种感觉。
另一方面,我又清楚地知道,我们之间隔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他是雇主,我是保姆。他是退休教师,有文化有修养,我只是个农村出来的女人,没什么文化。他儿女都在大城市工作,是有头有脸的人,怎么可能接受他爸和一个保姆在一起?再说了,我要是真跟他有什么,别人会怎么看我?肯定会说我是图他的钱、图他的房子。
这些念头像两股绳子,在我心里拧来拧去,拧得我喘不过气来。
春节前夕,老周的儿子和女儿回来了。
他儿子叫周明,在上海一家外企工作,西装革履,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说话客气但透着疏离。他女儿叫周莉,嫁到了广州,烫着卷发,涂着口红,一进门就开始挑剔。
“爸,你这屋子怎么一股味道?也不开窗通通风。”
“爸,你冰箱里怎么全是剩菜?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剩菜不能吃,致癌的。”
“这个保姆是新找的?看着还行,不过爸你可得留个心眼,现在好多保姆手脚不干净。”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就在厨房里切菜。她也没避着我,声音大得很,显然没把我放在眼里。
老周坐在沙发上,闷着头不说话。
吃饭的时候,周莉又开始了。
“赵姐,你一个月工资多少?”
“四千五。”我说。
“四千五?爸,你给高了。现在行情也就四千,你给这么多干嘛?”
我端着碗的手紧了紧,没吭声。
老周皱了皱眉:“她活儿干得好,值这个价。”
“活儿好是应该的,她拿钱办事嘛。”周莉夹了一块鱼,咬了一口,又说,“咸了。赵姐,我爸有高血压,你不能做这么咸。”
我说:“好,下次我注意。”
那顿饭吃得我浑身难受。周莉话里话外都在敲打我,好像我是一个随时会偷他们家东西的外人。周明虽然没说什么,但他的眼神也带着审视,时不时地瞟我一眼,像是在评估我这个人的可靠性。
吃完饭,我收拾碗筷的时候,听见周莉在客厅跟她爸说话。
“爸,我跟你说个事。我们商量了一下,想把你接到上海去住。你一个人在老家我们不放心,万一出点什么事,我们赶都赶不及。”
老周说:“我不去,我在这儿住习惯了。”
“习惯什么呀?一个人孤零零的,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去了上海,有我们陪着,还有孙子孙女,多好。”
“我说了不去就不去。”
“爸,你怎么这么犟呢?”周莉的声音提高了,“你是不是舍不得那个保姆?”
我的心猛地提到了嗓子眼。
老周沉默了几秒钟,说:“跟人家没关系。我就是不想离开这个家,这里有我和你妈的回忆。”
“回忆能当饭吃吗?”周莉说,“爸,你得往前看。我妈走了三年了,你不能一直活在过去了。你要是觉得孤单,我们可以给你找个更好的保姆,或者送你去养老院也行,那里人多,热闹。”
“我不去养老院。”老周的声音斩钉截铁。
“那你就跟我们走。”
“我不走。”
父女俩僵持住了。最后还是周明出来打圆场:“行了行了,大过年的别吵了。爸不愿意去就先不去,以后再说。”
那场谈话不了了之,但我心里却像压了一块石头。周莉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她对我这个保姆充满了戒备。如果她知道我对她爸产生了不该有的感情,还不知道会闹成什么样。
春节那几天,我过得很煎熬。表面上我还是那个勤快的保姆,做饭、打扫、端茶倒水,笑脸迎人。可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一个人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发呆,心里翻江倒海。
我反复地问自己:你到底想干什么?你真的喜欢他吗?还是因为你太孤独了,随便抓住一根稻草就当救命绳?
我想起我自己的婚姻。二十多年前,我经人介绍嫁给了邻村的一个男人。他老实本分,在工地上干活,虽然挣不了大钱,但对我不错。我们生了一个儿子,日子虽然穷,但总算有个盼头。可老天爷不饶人,儿子八岁那年,他在工地上出了事故,从脚手架上摔下来,当场就走了。我哭得死去活来,可哭完了还得活下去。为了养活儿子,我把儿子托付给我妈,自己进城打工,从洗碗工做起,后来经人介绍做了保姆,一做就是十几年。
这些年,我不是没有遇到过对我示好的男人。有一起打工的老乡,有小区里的保安,甚至有以前的男雇主。但我都拒绝了。一来是没心思,二来是怕上当受骗。我一个女人,孤身在城里打工,要是遇人不淑,连个哭的地方都没有。
可老周不一样。他身上有一种让人安心的气质,不急不躁,不卑不亢。他不会因为我是保姆就看不起我,也不会对我动手动脚。他对我的尊重,是发自内心的,不是装出来的。
正因为如此,我才更加纠结。
春节过后,周明和周莉都走了。屋子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安静。
老周送走儿女后,坐在沙发上发了很久的呆。我给他泡了一杯茶端过去,他接过来,捧在手心里,没喝。
“赵姐,你觉得我应该去上海吗?”他突然问我。
我没想到他会问我这个问题,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
“这个……得看您自己的想法。”
“我自己不想去。”他说,“那里不是我的家。我的家在这儿,在这间屋子里。你梅姨走了,我要是也走了,这房子就空了,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我鼻子一酸,连忙低下头,假装整理茶几上的东西。
“赵姐。”他又叫了我一声。
“嗯?”
“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谢你照顾我。”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没见过的温柔,“这段时间,要不是有你在这里,我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撑下来。”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却发现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厨房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我知道,我完了。
我彻底动心了。
可我更知道,这份感情从一开始就是错的。我不能让它继续发展下去,否则到最后,受伤的不光是我自己,还有他。
我做出了一个决定。
第二天一早,我做了一顿丰盛的早餐,煎了荷包蛋,热了牛奶,还特意蒸了他最爱吃的红薯。他坐下来吃饭的时候,我站在一旁,搓着手,犹豫了半天,才开口。
“周老师,我跟您说个事。”
“什么事?坐下说。”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我坐下来,不敢看他的眼睛,低着头说:“我想辞职了。”
他的筷子停在了半空中。
“为什么?”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急促,“是工资不满意吗?我可以给你加。”
“不是工资的事。”
“那是为什么?是不是我哪儿做得不好?”
“不是不是,您对我很好。”我连忙摆手,“是我自己的原因……我家里有点事,得回去处理一下。”
他看着我,沉默了好一会儿。我能感觉到他的目光落在我的脸上,像是要把我看穿。
“什么时候走?”
“这两天吧,等您找到新的保姆我就走。”
他放下筷子,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赵姐,你是不是因为周莉说的那些话才走的?”
“不是,真的不是。”
“你不用骗我。”他的声音低沉了下来,“我闺女那个人我知道,说话不好听。但她没有恶意,她就是担心我。你不用担心她,这是我的家,我做主。”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我使劲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
“周老师,真的不是因为这个。”我站起来,背过身去,“您慢慢吃,我去收拾屋子。”
我逃也似的离开了餐厅。
接下来的两天,我们之间的气氛变得很奇怪。他不再主动跟我说话,我也不再多嘴。屋子里安静得可怕,只剩下时钟滴答滴答的声音。
第三天,中介带来了一个新的保姆,四十多岁,胖乎乎的,看起来很能干。我把老周的饮食习惯、吃药时间、注意事项一一交代给她,然后回到自己房间,收拾好那个破旧的编织袋。
临走的时候,老周站在门口,看着我。
“赵姐,以后有空了,回来坐坐。”
我点了点头,不敢说话,怕一开口就哭出来。
我拎着编织袋,走下楼梯,穿过那棵大槐树,走出了小区的大门。走到公交车站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三楼的那个窗户里,一个人影站在窗帘后面,一动不动。
我的眼泪哗地一下就流了下来。
我上了公交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车子发动了,窗外的景物开始倒退。我看着那个越来越远的小区,心里像是被人挖走了一块。
回到家政公司,中介问我接下来想接什么样的活儿。我说,不接住家保姆了,只接钟点工。
中介很奇怪:“钟点工挣得少啊,你为啥不接住家的?”
我说:“住家太容易动感情了。”
中介没听懂,我也没解释。
有些事情,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懂。我们这些做保姆的,常年住在别人家里,跟雇主朝夕相处,尤其是在照顾那些独居老人的时候,很容易产生超越雇佣关系的感情。这种感情,可能是同情,可能是依赖,也可能是真正的喜欢。
但不管是什么,都得守住那条线。
因为一旦跨过去,就很难再回头了。
我到现在还是会想起老周,想起他唱戏的样子,想起他站在窗前发呆的背影,想起他跟我说“谢谢你”时的眼神。
我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新来的保姆对他好不好,他有没有按时吃药,有没有再去公园下棋。
我只希望他好好的。
至于我心里的那份感情,就让它烂在肚子里吧。
有些心动,注定只能是一个人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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