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南京，蒋碧薇刚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家中，徐悲鸿却向她谈起了一位女学生。那一晚，真正改变的不是一句“喜欢”，而是夫妻之间多年建立起来的信任。
徐悲鸿当时35岁，蒋碧薇31岁。两人相识后私奔，曾一同赴日本、法国求学，也共同熬过贫困日子。蒋碧薇出身富裕家庭，为了徐悲鸿放弃原本安稳的婚姻，学做家务，料理生活，甚至在拮据时外出谋生。
她一直相信，自己付出的这些，已经成为两人感情最牢固的根基。
偏偏在这一年，蒋碧薇接连失去弟弟和姑母，暂住宜兴。徐悲鸿写信催她回南京，信中有一句：“如果你再不回来，我可能要爱上别人了。”她起初没有把这句话当真，直到料理完姑母后事，才带着孩子返回。
徐悲鸿告诉她，自己欣赏一名叫孙多慈的女学生。孙多慈有绘画天赋，徐悲鸿曾为她画像、指导作画，还把一些相处细节告诉了妻子。在徐悲鸿看来，这或许是坦白，是对婚姻的尊重；在蒋碧薇听来，却像一把迟来的刀。
他解释说：“我只是爱重她的才华，想培养她。”蒋碧薇没有争辩，只是哭了。徐悲鸿随即承诺，夫妻可以一起出国，离开南京这个让感情生变的地方。
承诺并没有兑现。
徐悲鸿依旧频繁到画室指导孙多慈。蒋碧薇后来在画室看见两幅与孙多慈有关的作品，其中一幅画中，男女并肩出现在山冈之上，意味十分明显。她让人把画取回家：孙多慈的画像被藏起，另一幅则留在屋内。
这是她做的第一件事。
她没有毁掉丈夫的画，也没有立刻把事情公开，而是用收藏和隐藏的方式表达态度。她对徐悲鸿说：“你的作品我不会毁掉，但这幅画，最好不要公开。”这句话既有愤怒，也有克制。她知道，一旦彻底撕破脸，丈夫的声誉、女学生的前途，都会受到牵连。
此后的几年，蒋碧薇看到的，不只是几幅画。徐悲鸿出门时，会特意准备画纸和彩笔；外出吃饭，也会把糖果装进袋中。孙多慈考入中央大学后，两人的师生关系更加紧密，校园里甚至出现了议论和非议。
蒋碧薇选择忍耐，并不等于她没有判断。她在回忆中写道，自己不愿因公开冲突影响徐悲鸿的名声，也不愿让当时年轻的孙多慈背负过重的指责。可这种忍耐，逐渐变成了她独自承担的痛苦。
转折出现在孙多慈毕业前后。徐悲鸿试图为她争取出国留学的机会。蒋碧薇得知后，直接找到负责此事的人，说明两人的关系，并确认徐悲鸿确实在为孙多慈谋求名额。对方告诉她，这件事本来也没有希望。
孙多慈最终没有获得这项资助。对蒋碧薇而言，这便是她不得已做的第二件事：阻止丈夫把这段关系推向更远的地方。她不是为了争一口气，而是清楚地知道，一旦两人共同出国，婚姻将更加难以挽回。
1936年，匿名信让矛盾进一步激化。信中暗示蒋碧薇离开宜兴后，孙多慈便会来到南京。徐悲鸿误以为信是妻子所写，甚至当面质问。蒋碧薇反问：“既然你认为她收到的信是我写的，那我收到的又是谁写的？”徐悲鸿这才意识到自己可能错怪了她。
不久后，徐悲鸿前往广西。蒋碧薇明白，这不仅是一次离家，也是两人关系实质上的分开。她告诉丈夫，孩子和家庭不会被抛下，但如果他日后与别人走散，再想回到原来的婚姻，她未必会接受。
1937年徐悲鸿归来，蒋碧薇拒绝再与他同房。这是第三件事，也是最决绝的一件。前两次，她还在试图限制这段关系的发展；这一次，她把夫妻生活本身关上了门。
徐悲鸿指责她没有尽到妻子的义务。蒋碧薇回答：“放弃家庭的是你，除了不愿与你同房，我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失责。”争吵之后，两人长期冷战。
1938年7月31日，徐悲鸿在广西报纸刊登启事，宣布与蒋碧薇已脱离同居关系。可是，登报并不等于婚姻已经依法解除。徐悲鸿后来试图与孙多慈结合，却遭到孙家反对。孙多慈的父亲不愿女儿背上破坏他人家庭的名声，随后安排女儿离开广西，并嫁给许绍棣。
这段关系至此失去了继续发展的可能。
徐悲鸿曾试图挽回蒋碧薇，甚至想把孙多慈送给他的红豆戒指转赠给妻子。蒋碧薇听后只觉得讽刺，说若真送来，便把红豆取下，把金子换钱。两人之间，已经不是几句道歉能够修补的裂缝。
1943年，徐悲鸿与廖静文相恋，并向蒋碧薇提出离婚。双方围绕财产、子女生活费用等问题反复交涉，直到1945年12月31日，离婚手续才正式办妥。此时，他们从私奔相伴到婚姻终结，已经纠缠了近三十年。
徐悲鸿1953年因脑溢血去世，享年59岁。蒋碧薇则靠教授法语等工作维持生活。1978年，她在台北病逝，客厅里一直挂着徐悲鸿为幼年徐伯阳所画的肖像。那幅画留下时，两人的感情尚未走到尽头，画中孩子也还不知道，父母后来会走到怎样的分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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