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元旦，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办了一场合家宴：董必武六十一岁寿、吴玉章六十七岁寿，外加一对新人结婚。新人是吴玉章的外孙女吴大兰，新郎叫颜太龙，周恩来的警卫副官。
三桩喜事并在一起办，这个主意是周恩来出的。五十多位南方局同志在一幅红色丝绸贺幛上签名，写着"春长人寿，花好月圆"。
这幅贺幛今天还在，是一级文物，收藏在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吴大兰珍藏了将近七十年，2015年才捐出来。一个警卫员的结婚贺礼，成了镇馆之宝——这人当年在周公馆的分量，不用多说了。
颜太龙，江西永新人，1915年4月生。他原名叫颜泰隆，名字是周恩来给改的，建议把"泰隆"改成"太龙"。改名的原因，史料里没记，但这个细节本身很能说明问题：一个人的名字由周恩来亲手来定，这不是普通主从关系，是家里人。
他在周公馆的正式职务，是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副官处副官长。副官处管什么？按南方局的机构设置，周恩来身边先后有过吴志坚、彭海贵、颜太龙、何谦几位随身副官，副官处下面还有车队、警卫班、医务所。也就是说，颜太龙管的是周恩来出门的车、跟车的人、路线和安全。曾家岩那栋小楼里藏着一部秘密电台，整个南方局的神经中枢都在那里，而这些人的进出、联络、转移，都从他眼皮底下过。
史料里能看到他具体在干什么的，是1942年夏天。那年6月下旬，周恩来病倒住院，7月13日才出院。病房里陪护的是何谦和颜太龙，因为条件有限，饭菜都得他们自己烧。
7月7日前后，邓颖超给周恩来写信，开头第一句就是："正以你为念，接到泰隆信，知你昨夜睡眠好，不曾受日间多人谈话的影响，悬念着的心，如一释重负。"
这封信收在《周恩来邓颖超通信选集》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的，注释里专门写明：泰隆即颜太龙。也就是说，周恩来住院期间，谁在探望、谈了多久、夜里睡得好不好，是颜太龙每天写信向邓颖超汇报的。他不是站在门外的那个人，他是坐在病床边数着周恩来睡眠的那个人。
时间再往前移，1941年1月，正是皖南事变前后国共关系最紧张的时候，龙飞虎带着颜太龙等四名押运副官，护送四十多名干部乘三辆卡车一辆小车从延安去重庆。走到宝鸡，被国民党检查站扣下，通知"所有人员不得分散，不得离开宝鸡"。
龙飞虎一面急报西安办事处，一面向对方联络参谋提出四条口头抗议，僵持之后放行。这批干部是中央要往国统区输送的力量，一旦在宝鸡出岔子就是大事。这种押运差事，挑的都是在路上见惯了生死的人。
然后是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周恩来亲自定的警卫名单：龙飞虎、陈龙、颜太龙，人称"一虎二龙"。颜太龙在重庆待了五年，整座城在他脑子里是活的，所以每逢毛泽东和周恩来同车，副驾驶座上坐的必然是他。
那份后来被红岩博物馆发现的国民党宪兵司令部档案《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记录了毛泽东在渝四十三天几乎每个小时的行踪，整整46页。对方盯着到这个地步，最终一根毫毛没伤着。这里头有多少是谈判桌上谈出来的，有多少是副驾驶座上那个人一天一天盯出来的，历史没法给后者记账。
1946年元旦那场婚礼之后不久，南方局撤离，颜太龙跟着周恩来撤到南京梅园，再到延安。建国后他转入交通部系统，长期做公路和安全管理工作——在重庆那些年跟车、跟路打出来的交道，最后成了他后半辈子的专业。
他退休后很少露面，唯一可查的一次公开现身是2007年7月，《不朽的红岩》文物文献展在北京开幕，九十二岁的他作为"周恩来同志的警卫副官"出席开幕式。主持人念出他名字的时候，台下大概没几个人知道这个名字意味着什么。
2008年11月，他在北京去世，九十三岁。
写颜太龙的难处在于：他没有回忆录，没有口述史，网上流传的那些"传奇细节"大多出自二手转述，添油加醋不少。
真正靠得住的，反而是这些不起眼的物证——一封信里的名字，一幅贺幛上的落款，一份四十六页的敌人档案。做他这行的，最好的成绩就是什么都没发生；留下的记录越少，说明当年做得越干净。颜太龙这一生，恰好印证了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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