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前后，在江北朱家湾一带，刚生产不久的杨克抱着女儿躲在农户屋里。屋外枪声不断，日伪军正在逐户搜查，而她的丈夫和战友还要设法保护电台设备。这不是普通的逃难，而是一场关系到部队联络线能否保住的突围。
杨克1921年出生于河南驻马店，1938年4月参加新四军，后来从事电台工作。抗战时期，电台数量有限，能够熟练收发报的人员更少。她的丈夫担任电台台长，夫妻二人都属于部队通信工作中的关键人员。
皖南事变后，江北地区的斗争环境更加复杂。日军、伪军以及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对根据地实施“扫荡”，部队常常连续行军、转移和作战。杨克已经怀孕八个月，仍坚持值班，和男同志一样背着行装赶路。
她没有把自己当作需要特殊照顾的人。行军间隙，她还给战友缝被子、补衣服，同志们便亲切地称她为“杨大姐”。首长担心她的身体，尽量安排照顾，但电台不能停，报务人员也不能轻易离开岗位。
一次，部队驻扎在朱家湾。夜深之后，杨克突然临产，丈夫赶紧去找接生婆。房东大娘闻讯赶来，还请来邻村的接生人员。为了不惊动熟睡中的战友，杨克始终压低声音，直到女儿出生，院外却传来急促的喊声：“敌人包围村子了，马上准备突围！”
情况陡然恶化。部分电台器材来不及带走，杨克夫妇只得把设备藏入隐蔽处。就在他们抱起孩子准备离开时，房东大娘拦住了他们：“村西已经开始搜人，你们这样出去，三个人都走不了。”
杨克很清楚，丈夫肩负着电台任务，不能因为自己和孩子被拖住。她决定留下来掩护，丈夫先设法突围。房东大娘让她换上普通妇人的衣服，冒充自家儿媳妇。为了避开搜查，杨克还把产后的污物留在屋内，制造出难以接近的气味。
没过多久，一个汉奸带着日军踢门进来。屋里的气味让他们不愿久留，只骂了几句，便把房东大娘带走干活。杨克独自躺在屋内，饥饿、虚弱，又不敢发出声响。她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只能等丈夫回来。
天黑后，丈夫终于出现。他换上了死者留下的破衣服，身上还沾着血迹，靠这种办法躲过了搜查。两名警卫员也改装成百姓模样赶来。几个人重新挖出电台器材，其中一人负责背设备，另一人接过了刚出生的婴儿。
撤离途中，孩子突然哭了起来。哭声在夜色中格外明显，敌人的枪声很快追了上来。警卫员小朱把孩子交给杨克，故意朝另一方向奔跑，把追兵引开。枪声渐远，杨克却发现孩子的小被子上有血迹。她明白，小朱很可能已经中弹。
杨克刚生产不久，身体根本承受不了长途奔波。三人摸黑进入一个小村庄，一位农妇冒险开门，将他们藏进屋里。丈夫低声劝道：“再带着孩子走，大家都可能追不上部队。”这句话残酷，却是当时唯一现实的选择。
夫妻二人向农妇说明情况，请她暂时收养孩子，并把身上仅有的钱留下。杨克没有哭出声，只从脖子上取下母亲留下的小铜锁，系在女儿胸前。她俯身亲了亲孩子，随后转身离开。门外是黑夜，屋内是尚在襁褓中的女儿。
归队后的两天，首长让杨克躺在行军床上，由战士抬着行军。卫生员给她准备药物，炊事员设法找来鸡蛋。可身体上的虚弱，并没有压过她心里的牵挂。只要电台一响，她仍要投入收发报工作。
战事持续多年，杨克始终没有忘记那个村庄。她不知道女儿是否平安，也不知道收养孩子的农妇后来去了哪里。这个疑问伴随她度过了抗战、解放战争，成为比行军和战斗更难摆脱的牵挂。
1949年以后，杨克和丈夫终于有机会返回当年的故地。他们原以为能够沿着记忆找到那间屋子，然而眼前只剩下烧毁的墙基和荒芜的土地。村庄大半房屋已经被战火毁掉，农妇的草屋也没留下完整痕迹。
夫妻二人反复寻找，向附近乡亲打听，却没有得到女儿的确切消息。杨克不相信孩子已经失去，她认定农妇或许带着孩子逃到了别处。此后，她和组织方面多次设法查找，村庄、邻近集镇以及当年的行军路线，都留下过他们寻找的足迹。
那把小铜锁，是杨克留给女儿唯一能够辨认身份的物件。只是战乱摧毁了村庄，也冲散了许多家庭，许多名字没有留下，许多相认的机会也在炮火中消失。关于那个孩子的下落，后来仍没有确切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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